我的美国之路(140)_科林·鲍威尔

一四〇

　　施瓦茨科普夫是正确的：这是一个不周密的计划，我了解他为什么不愿意将该计划呈报华盛顿。为了稳操胜券，他还需要2个师的兵力和1个军司令部。使我吃惊的是约翰斯顿和珀维斯没有说明，中央总部一旦确实得到这些兵力时它能够做些什么。尽管如此，他们以1个军的兵力为依据制定的这个作战计划也有严重缺陷。你不能把一支数量上占劣势的进攻部队送进敌人的嘴里去。此外，也缺乏谋略考虑。前线的伊拉克步兵部队在科威特境内挖壕据守，不易向南攻击；如果我们在伊拉克军的右侧进攻并从空中打击他们，伊拉克的机械化部队也不大可能南下进入广袤的沙特沙漠地区。这项计划没有考虑到如何利用伊拉克军西翼的弱点。

　　在“坦克”里的汇报中间，切尼漫不经心地问了几个问题后就走了。他看来不很满意。我送走了汇报人，然后与参谋长们讨论我们所听到的情况。我们取得了一个共同的看法：应当首先制定一个更好的使用1个军兵力的作战计划。然而，不管计划多么完善，使用1个军的兵力都有很大的风险。后来我见到切尼时，他告诉我：“我可能是外行，但那个作战计划使我失望。”

　　他那样认为是对的，我同意。但是我提醒他：“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初步计划，而且我们知道诺姆是不愿意把它拿出来的。我们会把它修改得更好些，我们还有时间。”

　　第二天，约翰斯顿和他的小组在情况室向总统做了同样的汇报，当时在座的有布什总统、奎尔副总统、吉姆·贝克、约翰·苏努努、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鲍勃·盖茨、切尼和我，这8人被称为“八人帮”。空战计划继续给人留下好印象。而对地面作战计划的反应则不出所料。退休的空军中将斯考克罗夫特对该计划大加斥责。我再次指出，施瓦茨科普夫是反对呈报这一计划的，而且我们还有时间把它改得更好些。在我的心思中，我总认为施瓦茨科普夫的高级地面指挥官们一直忙于兵力部署和防御计划，他们没有作为当务之急来重视地面进攻计划的制订。我告诉总统，我们能做得更好。他看来神态从容。但我后来听说鲍勃·盖茨讲过一番俏皮话，大意是“麦克莱伦将军死而复生了“，影射施瓦茨科普夫像这位内战时期的指挥官，不论林肯拨给他多少人马，他总以缺乏足够的兵力为借口而不愿出击。

　　第二天，10月13日我打电话给诺姆，讲了审议的情况。空战计划方面的汇报博得好评，但地面计划需要加工。然后，我把听筒从耳旁挪开，逗弄他说：“你知道，有人讲在你那儿出了一个麦克莱伦。”

　　诺姆上了钩。“你告诉我是哪个混蛋讲这话的，”他大声叫着，“我要给他看看我施瓦茨科普夫绝不是麦克莱伦！”

　　我感到有些内疚。我是故意刺痛他，以刺激他认真考虑我们的地面进攻计划。我挂上电话后，觉得这是该我再次去沙特阿拉伯的时候了。

　　当我准备动身时，切尼不断给我布置临时任务。他说：“我要知道一支进攻部队的上限兵力数字；我要知道诺姆到什么时候可完成进攻准备。”他还提出第三个问题，我当时只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简单的“前缀5”，那是我早在1964年本宁堡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上获得的核资格代号。我说：“关于核武器我们连想都不要想到它，你知道我们不能将那个鬼怪放出来。”

　　“当然不，”切尼说，“只是为了想得更周到些和出于好奇。”

　　我告诉汤姆·凯利召集几个人到大楼的最保密的房间制订核攻击方案。结果使我很泄气：要对仅仅1个疏散配置在沙漠中的装甲师造成严重损伤，就需要相当多的小型战术核武器。我把这一分析报告给切尼看了，随后给予销毁。如果说我以前对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实用性有过怀疑的话，那么这份报告最终证实我的怀疑是正确的。

　　在我前往沙特阿拉伯之前，切尼最后的交代是：“希望这一次你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进攻计划。”

　　10月22日，星期一，我来到沙特国防部，坐在地下5层的施瓦茨科普夫的作战室里。我们一齐坐在房间中央的长桌旁，面对的墙上布满了图板。到场的有诺姆、陆军司令约翰·约索克中将、海军陆战队司令沃尔特·布默中将、海军司令斯坦·阿瑟海军上将、空军司令查克·霍纳中将，以及中央总部副司令卡尔·沃勒中将。我们谈了一会儿有关1个军的进攻计划，它仍是一个差劲的计划，于是很快就搁在一边了。“杰迪骑士”提出了两个军的作战计划，其中强调要发挥我们占优势的装甲作战能力和一〇一空降师的直升机机动能力，这个最新的作战计划还指出要利用伊拉克军暴露的西翼，但不够充分。“谢谢！”我向汇报者说，在他们走后，我告诉诺姆：“我们还得改进。”

　　那天深夜，他来到我在沙特阿拉伯人提供的一家富丽堂皇宾馆的套间。我们研究了如何更好地利用敌人的固守不动的阵地。伊拉克军队在科威特只是原地固守。东面是大海。他们自己的筑垒防御阵地是在南面。实际上，他们自己把自己捆住了。我们谈到在西面和北面猛然把门关死，并切断他们的供应线。我说：“在伊军的西翼地带我们可以利用1个重型装甲军迅速推进到纵深地区，同时，派十八空降军到更西面的地方，从那里北上封锁幼发拉底河谷和切断敌增援和后撤的路线。”我们继续交换看法，并把思路画在我从书桌抽屉里拿出的纸张上。我们所构思的战略不需要天才，伊拉克军队的部署实际上为我们写下了这种计划。

　　第二天上午，我们再次在施瓦茨科普夫的司令部开会，对我们头天晚上的想法加以充实。诺姆一再重复他的请求，要从欧洲调来由两个师组成的第七军。我同意，并说我们将从美国增调来第3个师。我们还将派出另一个海军陆战师。我还答应再给他增派几个战斗机中队。至于航空母舰？我们得派6艘来。对这东西我们已耗费巨资，为什么把它们省着不用？我们在巴拿马已得到一条教训：投入越大，结束越快。我们不能使美国再经受另一次越南战争。我们可以大手大脚地动用资源，因为世界已经变了。我们现在可以从德国抽出几个师，而这些部队过去40年来一直驻在那儿，准备阻止苏联的进攻，而苏联的进攻今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说：“诺姆，你必须明白，总统和切尼部长都会给你为打好这一仗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因此，不要担心。”我补充说：“你要一切准备就绪才开始进攻。我们不能仓促上阵。”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来此以后第一次看到施瓦茨科普夫紧张的脸上露出了轻松的表情。正如他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时所说：“我感到好像他（鲍威尔）从我的肩上卸下了重负。”我返回华盛顿时的心情比前几周好多了。

　　10月30日下午将近3点半钟，奥蒂斯开车进入白宫大门，到西厅入口处停下。我告诉他让我先下车，然后再向前开一段后停车。在当时那种场合我要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因为电视摄影记者通常聚集在大门外。如果我让记者报道我是带着地图进白宫的话，那我得亲自从行李箱里取出地图来。如果我不想从我手中露出地图，我得叫奥蒂斯让我先下车，然后由他小心地把地图拿进大厅给我。

　　自从萨达姆占领科威特以来我们在白宫的历次聚会中，这一天的会议是最关键的。总统召集“八人帮”开会，只有丹·奎尔因不在华盛顿而未出席。我们必须解决我早在8月和9月所提出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底线是仅限于保卫沙特阿拉伯，完全依靠制裁迫使萨达姆的军队撤出科威特呢？还是要集中军事力量，一鼓作气把他的军队赶出去？是防御还是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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