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129)_科林·鲍威尔

一二九

　　在行政机关里，小事情会产生巨大的象征性意义。一天，精力充沛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格雷指出，有一份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信笺纸署着我签名的文件送给了国防部长。“如果您要以参谋长们的名义送出材料，”格雷说，“我们大家都得同意才行，可是在文件送上去以前，从未送给我看。”格雷说得对。

　　按照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我是主要军事顾问。在我提出任何建议之前，我无需征得参谋长们的同意，我甚至无需与他们磋商，尽管这样做是愚蠢的。我需要有能表示主席独立地位的象征物，于是便购置了一摞台头通栏印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字样的公文纸。我抛掉了旧的公文纸，同时也抛掉了40年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办事传统。我不再是参谋长们的综合性意见的传声筒，我自己本人要向国防部长和总统进言。信笺头上的一词变动使主席的独立性变得清楚和合法了。

　　我还采用了一些其他的新办法来干日常工作。我越来越多地单独与参谋长们开会，不让他们带任何参谋官或记笔记的人到场。这对史学家来说是不太好，但对鼓励直言不讳来说却是大有好处。我还喜欢在我的办公室而不是在带有旧的法人团体遗迹的“坦克”里与参谋长们开会。我停止下发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的固定日程表。参谋长们并不在意，但他们的参谋人员颇为不悦。没有议事日程表，他们就不知道在会前要为他们的长官准备什么样的文件。

　　这样一来，参谋长们到我办公室来时，就不会带上一大堆他们认为必须捍卫本军种立场的材料。他们确实有了说心里话的更大自由。既然我们不再谋求一致赞同的看法，他们也无需从本军种的利益出发去维护自己的立场。无疑，有些人对我的做法持有异议，但我认为，作为一个更加正式的机构，这一新作风使参谋长们具有比他们以往所享有的更大影响力。如果我同意他们的观点，我就准备把这些观点呈报给切尼，并像对我自己的观点那样极力加以维护。这样做，他们的意见就会得到认真考虑，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几乎自动消失在冗长的、没棱没角的意见一致的报告之中。

　　正当我们在国内酝酿改革我们的军队时，我有机会亲身体验一下我们的老对手是怎样改革他们的军队的。我们驻欧洲安全合作会议大使杰克·马雷斯卡参与了旨在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的欧安会研讨会的组织工作。这次研讨会是空前的。北约国家、华沙条约国家和不结盟的欧洲国家的军队参谋长们将于1990年1月在维也纳哈布斯堡王宫开会。1814年，在这个王宫里曾举行过重画拿破仑失败后的欧洲地图的维也纳会议。马雷斯卡请我出席这个研讨会，我同意了。

　　1月16日，我步入富丽堂皇的会议厅并在一个巨大的U形桌前就座。我看到坐在对面的一个人，即使他不穿苏联的将官制服我也认出他是一个军人。他就是接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苏联总参谋长禾哈依尔·莫伊谢耶夫。变化真大啊！阿赫罗梅耶夫，70多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矮个儿，年老而可敬；而莫伊谢耶夫，51岁、大个子、精力充沛、仪表堂堂、姿态威武。

　　在我的发言中，我要建立的论点是，自从历史把美国推向超级大国地位以来有一点一直被人们忽略了。尽管我们拥有巨大的力量，但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下，军事领导人的日子仍是不容易的。我指出，“我按规定要宣誓支持和维护合众国宪法。”我还解释说，这个文献“视军队，特别是我的军种——陆军是一个必要的但又不合意的组织，在危机时期有用处，而在所有其他时间里都要受到小心的监视。”

　　我进一步指出，从我国诞生以来，美国人民就反对建立常备军的思想。宪法的一个撰写者曾提出建立2000名军队的限额。我援引了乔治·华盛顿的回答：“一个绝妙的想法，只要我们能说服我们各方面的敌人加起来也保持相同的数量。”我指出，身为四星上将的主席，我不是美国的最高军事领导人。这个人是总司令，是总统。我提醒在场的盟国、敌国和潜在敌国的听众，美国武装力量的基本使命是：“美国人民坚持认为，一旦我们不得不组建军队，其态势必须是防御性的，确定兵力大小的理由必须经过严格的审议。就在此刻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在国内我们的国会正在想出各种办法来削减我们的军队。在民主国家就是这样，我也赞成这样。”

　　我试图在会上定出妥协和非敌对的调子。因此急切地想知道当轮到莫伊谢耶夫发言时，这位苏联武装部队的新头头态度如何。令我大失所望的是，他的发言与美国的机械式的冷战战士一个腔调，讲的都是些空洞的、过时的和充满对抗性的陈词滥调，与整整齐齐地印在他助手散发的加封皮的小册子里的话一模一样。莫伊谢耶夫讲完后解答问题时，发言像是一台录音机喋喋不休地放出录好音的克里姆林宫磁带上的话。我很担心，因为我贸然声称这个世界变化巨大，而莫伊谢耶夫的表演却说明没有什么变化。

　　我低声向马雷斯卡大使说了我的担心，我说，我要更好地了解此人，搞清楚他究竟还有没有不同于苏联沙场老将之处。马雷斯卡那天晚上在他的维也纳寓所里安排了一个小型的私人宴会。我带上行政助理汤姆·怀特和国务院的一流俄语翻译彼得·阿法纳先科前去赴宴。

　　那天晚上，当我们的客人从门里进来时，我以为我们可能认错了人。一切气势汹汹的咆哮都已消失，莫伊谢耶夫显得热情随和。我们入座就餐，他很快显示出至少有一样东西仍在苏联起作用，那就是情报系统。“您是在1958年参军的吗？”他问。

　　“是的。”我回答。

　　“我也是。您是在1962年结婚的吗？”

　　“是的。”我再次回答。

　　“我也是。您有一个儿子，他在军队供职，是吗？”

　　“是的。”我说。

　　“我也有一个儿子在军队里。”这时尊伊谢耶夫对我做着手势，笑着说，“但我在51岁时这一切都做到了，而您几乎在53岁时才做到这一切！”

　　就这样，坚冰被打破了。随着伏特加酒下肚，气氛越来越热烈。莫伊谢耶夫向我们谈起他在西伯利亚的童年生活。他父亲是大西伯利亚铁路局的一名养路工，不论气温多低从未缺过一天勤。他的母亲仍住在西伯利亚的故乡。只有在谈到波罗的海国家问题时——美国仍认为它们是被占领国家——我才隐约地感觉到苏联固有的敌意和此人的强硬。莫伊谢耶夫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失去了7位叔舅辈的亲人，他们都是军人，都为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地牺牲了生命，而现在他们竟恨起苏联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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