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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一天,我们得到通知,五角大楼机会平等计划负责人H·M·弗朗西斯要到凯西兵营来。神枪手高兴极了。他要让弗朗西斯亲眼看一看部队怎样观看并讨论“布莱恩之歌”。我们营接受了这个任务。不过,有一个问题,我们大部分人都在野外进行训练,而且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多次看过这部影片。这时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在营士兵俱乐部放映这部电影,找上40几个人来看。这样,神枪手和弗朗西斯可以在一个人际关系亲近的场所旁听士兵的讨论。

  我叫营部一个参谋把营区现有人员集合起来,坐了满满一屋子,并安排神枪手和弗朗西斯在影片结束前10分钟到场,而后旁听讨论。我们刚开始放电影就接到了紧急电话。打来电话的是埃默森的参谋长P·布雷姆上校。他说神枪手要我们全营集合看电影。我试图说明这是不可能的。布雷姆说也许我还没听懂,神枪手的意思是放电影和讨论时礼堂里必须座无虚席,并且他20分钟后就到场。

  我命令停止放映,放映组和看电影的人立刻转移到大礼堂去,并且在路过消防站时带上一把斧子,以备礼堂门锁打不开时把它砸开,同时命令营区内所有人员,不论是睡着了的、睡醒了的、醉着的、清醒的,都必须参加。我在营区主要路口派了几名军士,要他们把所有见到的人都带到礼堂去,不管他们是哪个营的。他们碰上两名宪兵押着一个带手铐的家伙往拘留所送,这3个人也一起被带到礼堂里来了。当埃默森和邦朗西斯来到礼堂时,我们已设法将礼堂填满了人,在座的士兵们都感到莫名其妙。

  我勉强来得及在礼堂四处布置了一些捧场的人,电影一结束,一个头脑灵活的中尉便立刻按事先的安排发了言:“我觉得这部影片反映的是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只要相互尊重,没有种族偏见……”神枪手满脸笑容。他和弗朗西斯逗留了大约5分钟的时间,听着这些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发言,然后就离开了。我走上台为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随即告诉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

  这件事从头到尾又是一场无聊的表演,是那种我很厌恶的花架子。我觉得自己像是个骗子。走出礼堂,我看到一些士兵对此事不解地摇着头。我低头正要走开,战斗保障连的上士来到我身边。他说:“长官,这事很滑稽,对吗?”

  “这样做很愚蠢,”我脱口而出,“我讨厌看到部队干这种蠢事,我憎恨自己当这种蠢事的负责人。”

  片刻间,他默不作声,接着说道:“鲍威尔中校,不要担心。我们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士兵们也都知道想出这种蠢招儿的绝对不会是你,他们信任你。他们不会因此与你作对。因为你需要这样做,我们才来了。放心吧,长官。”

  在陆军的几十年间,我最珍视的奖励不是那些奖状、奖章和提职晋衔,而是在我情绪低落时这位上士的一席话。

  4月份一个寒气袭人的夜里,时间大约是凌晨1时,我们营已连续行军4小时了。在宁静的夜里所能听到的声音只有枪托碰到髋骨时有节奏的响声、皮靴踏在土路面上的脚步声和脚踩到小水坑里溅起的水声。我们已进行了一周的“颠倒时间训练”,白天睡觉,夜里训练。这时,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演练结束了,精疲力竭的士兵瘫倒在地上,等候乘卡车返回凯西兵营。我特别急着回去,因为我第二天就要回国休假。我正坐在那里时,营里的一位军官报告说,师部没有足够的汽油用汽车把我们接回去,我们只得再徒步行军大约30余公里返回营地。士兵们疲惫不堪地站起身上路了,疲劳得连抱怨的劲儿都没有了。

  我们穿过一个韩国村庄,听到的声音只有狗在黑夜里嚎叫。绰号“领队”的作训军官H·W·摩尔从队伍先头位置下来找我。他带着与疲惫的气氛极不协调的兴奋神情说:“长官,我们还有12英里多一点的路要走。如果我们让全营加快行进速度,便可在3小时内走完12英里,这个成绩可以用来获得特等步兵证章资格。”在过去的3周里,我已经使全营通过了一系列高难度测验,我一直在尽力让尽可能多的士兵达标取得特等兵证章资格,能获得殊荣的士兵一般不到五分之一。我们已经在体能训练、识图用图、导航等测试中达标。剩下的谁一难题便是3小时12英里行军。我回头看看队列不整的队伍,说:“领队,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他坚持己见地说:“长官,除了最后几英里,一路地形平坦,我了解咱们的士兵,他们能完成。”

  在陆军部队里我学会的一件事便是不要挫伤积极性。我随即向前后传达了加快步伐的命令。士兵们的步伐节奏像火车慢慢加速时一样。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只见大衣解开了扣子,寒夜里照样汗流满面。几百号人的吸气、呼气听起来像一阵奇特的风。最后我们到了进入营区前的那段陡坡路。真不知道士兵们是怎么走完这段路的。我自己每走几百码都要停下来喘口气儿。

  这时,在队伍的前列,先是有几个人唱起乔迪之歌,然后更多的人唱起来,最后整个山上都回荡起我们营的歌声。队伍通过大门进入营区时,军士们开始整队齐步走。当我们走上水泥铺筑的路面以阅兵队形走过师部时,洪亮的歌声吵醒了埃默森将军。神枪手身穿浴袍走出他的宿舍,高兴地看着部队像接受检阅一样在他面前走过。对我来说,此时此刻,在韩国的深更半夜里,曾经是汗流浃背、风尘仆仆的700人现在凝聚成了一个精神饱满、生气勃勃的整体,这简直神奇得不可思议,这是我一生中十分珍惜的一段回忆。

  我们一个营取得特等步兵证章资格的士兵人数比友邻步兵旅3个营取得特等兵证章资格的人数的总和还要多。第二天我便回国度假,心里觉得好像是离开了这一个家到另一个家去似的。

  如果说去年9月离开家去韩国赴任是件难事的话,那么10天休假一结束又要离开家则更难。1962年我离开阿尔玛去越南时,是一种25岁的年轻人外出去探险的心情。现在我已经37岁了。从工作角度讲,在韩国这段任职到目前为止是我最感满意的。但这次回家休假便能看出我得付出多大代价。离开戴尔镇的家里,我感到心绪杂乱,因为没有陪伴我的孩子度过他们成长中的美好时光而感到失落,因为没能承担自己那份家庭义务而感到内疚,甚至对家里没有我也能一切料理得那么好而感觉懊丧。要不是有像神枪手那样的人,要不是有另外那个大家在等着我,回到韩国去便不会有什么乐趣,仅仅是尽职责而已。

  我返回部队正赶上神枪手刚推出的热心项目:韩国式的空手道即跆拳道。他请来韩军的教员传授要领。全师每人早晨都必须练习跆拳道。每人都必须参加一个拳队,每人都必须获得段级,每人都必须穿跆拳道专用的白色拳服。神枪手说,拳要打得好,先得有个样儿。师后勤处长解释说,美国政府所提供的纳税人经费中没有韩国武术服这笔钱,可是神枪手不想听任何烦人的借口。一时间,附近所有的韩国缝纫店不分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制成了数千套跆拳道服。我后来晋升到了绿腰带级,可是有一天我的司机一个后飞脚,踢中了我的太阳穴。我的头像爆炸了一样,立时像锯断的树一般摔倒在地,等我清醒过来时,正听见司机呜咽着说:“啊,天啊!我打死了营长。我得去蹲拘留所了!”这之后,我再没能晋升到下一个段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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