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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随后,铁托与最高指挥部进入福查。科斯塔提出,要在福查久呆,必须解放卡利诺维奇,因为那里由意大利的800名军人据守,是对福查的严重威胁。铁托接受了科斯塔的建议,并派科斯塔率部前往,解决那800名意大利人。

  铁托在福查建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有条不紊地进行了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军队的建设与根据地的建设是被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的。此时,铁托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第一旅。

  最高指挥部给游击队规定了极其严格的纪律。这些纪律不但适合于无产阶级第一旅,而且适合于各级分遣队。在对于老百姓和两性关系的态度方面,纪律规定尤其严格。对于抢劫和偷盗,即使情节很轻,也要处于包括死刑在内的重刑。军队中,男女并肩战斗,彼此关系密切,但绝不允许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现象的发生和存在。所有这一切,都使游击队形成了一套光荣的传统,而这种传统,不但使军队具有了顽强的战斗力,而且对赢得人民的爱戴和依赖,对形成鱼水般的军民关系,起了决定性作用。

  游击队的重要特征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组织。

  它实际上是党反抗侵略、做群众工作、开辟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的有效工具。解放区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而解放区与游击队相互为依托。

  解放区普遍建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解放委员会实质上就是人民政权。1942年,解放区的这种人民解放委员会已有成千上万。以前的所谓“乌日策共和国”,就是由诸多的、各级人民解放委员会构成的解放区人民政权。

  在福查,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工作比在乌日策时又有了发展。在这里,凡是支持抗战的人都可参与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工作。当然,由于是战争环境,条件极其艰苦,人民解放委员会的重要职务大都由共产党员来担任。妇女得到了解放,她们与男青年一起在委员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老年人和其他人也有自己的事干。人民解放委员会最难处理的工作是吃住问题。因为绝大多数解放区都有为数不少的难民。卫生工作也占去了委员会大量的时间。因为吃住也好,卫生工作也好,往往与军事问题,有时甚至与政治问题连在一起。在解放区,人们会到处发现墙壁上刷有这样的大字标语:“勤洗衣、勤理发、勤灭虱,你就不会得伤寒病”。伤寒病是解放区军民的大敌,大家知道它的厉害。

  人民解放委员会还负责包括收税在内的一切行政管理工作。在委员会的领导下,交通设施得到了恢复,被焚毁的村庄得到了重建,地方工业和农业也得到了恢复。一切资金均由委员会自筹。

  军民关系的处理,在“民”的一方由委员会负责。

  他们要保证游击队必要的给养,粮食调剂余缺是委员会最棘手的工作之一。高一级的委员会负责从某一地区把余粮拨到缺粮的地区去。这一工作有时要有多个委员会进行协调:从农民那里买到粮食,要长途跋涉运往缺粮区,有时甚至要穿越敌占区。有时资金不足,在购买农民粮食时不得不打“白条”,委员会保证战后付款。后来证明,所有“白条”,战后国家全部付清了。人民解放委员会还不放松教育工作。这里既有狭义的教育,即组织老百姓,尤其是青年读书认字;也有广义的教育,即政治教育,以争取人民对当前运动和长远目标的支持。

  科斯塔又被召到福查。这时,最高指挥部已经在福查呆了两个多月。

  铁托告诉科斯塔,眼下,最高指挥部要利用在福查的这段时间,来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建立人民政权。铁托说:“我们还在起草基本准则,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原则,规定这些委员会的性质职责。这不仅适用于解放区,而且适用于全国。”

  铁托向科斯塔及在座的人谈了6个月来斗争的实践。他说,6个月的实践表明,武装起义从来没有降低到“游击运动”和“抵抗运动”这样的水平,因为这里展开的是共产党组织的、具有深远目标的起义和无妥协可言的解放战争。

  最后,铁托告诉科斯塔·纳吉,最高指挥部调科斯塔到波斯尼亚西部的克拉伊纳地区去,指挥并发展那里的军事力量,建立并扩大解放区。科斯塔本人就是克拉伊纳人。

  到1942年3月底,德军发起把福查为中心的解放区作为主要进攻目标的第三次攻势。最高指挥部已经直接指挥着5个无产阶级旅。而全国的游击先遣队合在一起,人数已达10万之众。

  福查保不住了。

  游击队撤退的生活和作战环境越来越艰难。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年初以来,铁托向莫斯科发出一封封求援电报,盼望能通过飞机送来军火、药品和御寒服装。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技术困难很大”。莫斯科要铁托“设法从敌人那里取得武器”。

  游击队撤退行进的地区全是山区。没有粮食,没有油脂,没有蔬菜,没有水果,也没有盐。大家吃得最多的是清水煮羊肉。

  最高司令部到达苏杰斯卡河的河谷地区才暂时安顿下来。这里的自然风光十分美丽:四周全是高山,山上白雪皑皑。水从山顶流下来,流过1000米的高度,注入盆地。

  但是,人们在村子里看到的却是一幅悲惨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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