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5)

五

　　§第三章　出国求学

　　本来就有进入伟大小说家行列的天赋的屠格涅夫却长时间地向往着从事科学活动，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俄国的进步人士都悉心研究黑格尔、费希特、谢林以及费尔巴哈的著作，热衷哲学是30年代俄国大学生的一个显著特点。年轻的屠格涅夫在彼得堡大学获得副博士学衔后，决心到柏林去继续求学，研究哲学。

　　屠格涅夫是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最喜爱的儿子，她对他的爱自私而任性，然而却是始终如一的。儿子越长越大，她对他的眷恋也越厉害，要是长久接不到儿子的信，就会觉得莫名的恐惧。因此屠格涅夫的出国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可是儿子偏要挣脱开这个地主俄国，哪怕是暂时的。过了三年之后，屠格涅夫才公开说出他所以要出国的主要动机是因为仇视俄罗斯地主专制制度，而当时他是不能这样说的，因为母亲是个坚定不移的农奴主。

　　最后，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不得不让步，派家仆中当医士的波尔菲利·库德里亚舍夫陪同屠格涅夫去柏林。1838年5月，屠格涅夫乘“尼古拉一世”号轮船去德国的吕贝克。这次航行使他永生难忘。

　　轮船载有近300名旅客和28辆马车（许多人打算到了吕贝克以后乘自己的马车继续赶路）。突然，船上着起了大火，火借风势，底舱里的煤烧着了，马车着了，凡是能燃烧的东西都着火了。人们惊惶失措地拥到甲板上，奔向舢板，惊慌中舢板被沉入水中。屠格涅夫不会游泳，他吓得魂不附体，抓住一个水手的胳膊，答应对方，如果救了他的命，他那有钱的母亲可以付1万卢布作报酬。后来，作家本人每当忆起自己在那条起火的船上狼狈不堪的孩子相，就会哑然失笑。在逝世前不久，身患重病的屠格涅夫虽然已无力写作，仍口述了一篇特写《海上大火》，详细地叙述了事件发生的经过。

　　1838年9月底，屠格涅夫在柏林住下了，开始去听大学的课程。听课之余，他常去看戏、听音乐、到几个熟悉的同胞那里去。

　　当时的柏林连一点都市生活的影子也没有，而柏林的大学和科学使这个城市具有一个欧洲运动中心的性质。柏林大学对苦干和实干的要求，比在俄国要高得多。屠格涅夫，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在俄国是一个挺不错的“副博士”，可是在柏林听完大学者讲授的古代文学史和古希腊罗马艺术史课程后，还得在家中重新啃拉丁语法和希腊语法。柏林大学的教授中有在科学界享有盛名的里特尔、兰克、萨维尼、韦德尔、汉斯等。

　　屠格涅夫在韦德尔教授的指导下特别勤勉地研究黑格尔的著作。韦德尔教授心地非常纯洁，甚至有点天真，在他的课程里提出了人的伦理道德和尊严问题。

　　学生们都很爱戴他，在他窗前举行祝歌晚会。屠格涅夫、巴枯宁、格拉诺夫斯基都喜欢他，斯坦凯维奇是他的挚友，别林斯基甚至通过通信就喜欢他了。屠格涅夫称赞他是“一个神奇而又圣洁的人”。

　　屠格涅夫在柏林遇见了彼得堡大学的好友格拉诺夫斯基，经他介绍，认识并接近了斯坦凯维奇。斯坦凯维奇对三四十年代思想活跃的俄国年轻一代有着巨大的意义。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把斯坦凯维奇称作30年代“使莫斯科年轻一代热衷于黑格尔学说的第一宣传者”。屠格涅夫没有能在莫斯科加入斯坦凯维奇小组，他那时还太年轻。到他住在柏林时，这种年龄差别已经不大明显了。因此，就在柏林，他进入了斯坦凯维奇的朋友的行列。

　　屠格涅夫并没有一下子就博得斯坦凯维奇的好感。

　　他开头显然对屠格涅夫并不赏识，只是同格拉诺夫斯基交往得相当频繁。屠格涅夫后来思索过斯坦凯维奇和格拉诺夫斯基起初与他疏远的原因。他勇于自我剖析，认为自己那时还配不上和这样纯真、坦率和完美无瑕的人交好和接近。屠格涅夫早就具有这种自我剖析的习惯，难怪他在17岁时读完了卢梭的《忏悔录》以后，就希望自己也能写出一部忏悔录。

　　当时柏林有一个退役军官叫弗罗洛夫，同斯坦凯维奇小组很接近。斯坦凯维奇、格拉诺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常常在弗罗洛夫家聚会。一些演员、文学家、旅行家、学者也经常参加这家举行的沙龙。显然，屠格涅夫由于年轻还不能无拘束地显露出能言善辩的本领。

　　“我到那里去，”他说，“张着嘴巴默不作声，一味听着人家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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