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33)

三三

　　第十五稿才是我们现在读到的《战争与和平》的开头。

　　关于一再改写的原因，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一个序言草稿里讲得很清楚。开始时，他认为写十二月党人只写他们1856年从流放地回来不行，因为他们是1825年12月起义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所以应当从1825年写起。这样，他就把1856年那个开头撂下，回头去写1825年。在写作过程中，为了理解十二月党人，只写1825年起义也不行，必须从十二月党人的青年时代开始写。十二月党人的青年时代正赶上1812年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接受了新思想，认识到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统治的腐朽没落，才开始建立秘密组织，并在1825年发动了推翻沙皇专制的十二月起义。要写十二月党人的青年时代，便必须写1812年战争。于是托尔斯泰便又把已开始写的部分撂下，再回头去写1812年。而1812年战争是以俄国胜利告终的。在这之前，俄国1805年同法国作战中曾遭受过失败，托尔斯泰在写作过程中觉得只写1812年的胜利，不写1805年的失败，问心有愧。而且他还认为，“如果我们胜利的原因不是偶然的，而实际上是在于俄罗斯人民和军队的性格，那么，这种性格在我们遭受挫折和失败时就应当表现得更为鲜明。”这样，他就决定从1805年写起。这时他的想法已经同开始写作时大不相同了。他说：“这时我决意已不只让一个，而是让我的许许多多男女人物经历1805、1807、1812、1825、1856年历史事件。”

　　从开头的15种草稿来看，一再改写的原因，除了托尔斯泰在上边讲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托尔斯泰开宗明义就想使读者对故事开始时的时代背景——俄国社会情况和军政形势有个了解，同时向读者介绍参加未来历史事件的重要人物。除了第七稿外，都是选定上流社会人士集会作为开头，因为这种集会可以使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物围绕当时一些迫切政治问题表明各自的态度，从而揭示主要人物的观点、立场，同时使读者对故事开始时的国内形势有所了解。然而在集会的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上作者也是煞费苦心的。集会时间，开始选择过1811年，后来又选择过1808年，最后选定的是1805年。集会地点，有的草稿是在童山，沃尔孔斯基（后改为包尔康斯基）公爵的庄园里，有的草稿是在彼得堡叶卡特琳娜时代的一个大官僚家里，有的草稿是在莫斯科普罗斯托伊（这个姓氏后来改为普洛霍伊，又改为托尔斯泰，最后才定为罗斯托夫）伯爵家里，有的草稿是在彼得堡年轻的公爵安德烈·沃尔孔斯基家里，最后选定1805年7月在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女官的客厅里。

　　我们从1864年11月17日托尔斯泰给费特的信里可以看出他头脑活动的紧张程度：“我被迫在一块土地上播种，眼下正在为深耕作准备，您想象不出这项准备工作有多么艰难。我要写的这部书篇幅浩繁，人物众多，要把书中人物可能遇到的事情加以通盘考虑，反复斟酌，把可能发生的成百万个排列组合周密考虑，从中选出百万分之一，真是困难极了。我就是在忙着这件事。”

　　1864年11月，小说还在润色修改的时候，托尔斯泰就给《俄罗斯导报》出版者卡特科夫去信，表示希望小说能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

　　后来小说的第一部果然以《1805年》为题发表在《俄罗斯导报》1865年第一、二期上。

　　第一部写完之后，对小说的内容和结构仍在不停地探索着。1865年3月19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这么记载着：“入迷地阅读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历史。我想可以写一部关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心理历史长篇小说。可以写一个大东西的想法，使我现在欣喜若狂。要写他们周围的人和他们自己的全部卑鄙、全部疯狂、全部矛盾。”托尔斯泰在这篇日记里接着列出了要写的关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重点事件。

　　这里罗列的内容并没有完全包括到《战争与和平》中去，可见他当时是想单写一部小说的。直到这时为止，他并没有想到在这部小说里要写拿破仑、亚历山大一世等历史人物。可是在这年暑期休息之后重新开始写作的时候，他却决定把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的“心理历史”包括到正在写的这部小说中去了。这样在创作上就引起了一些新的困难。托尔斯泰1867年在《〈战争与和平〉的序》（草稿）中自己说过：“有时，我觉得我初时所用的手法微不足道；有时，我想把我所认识到和感觉到的那个时代的一切全都写出来，但我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有时我觉得这部小说的简单、平庸的文学语言和文学手法很配不上它的庄严、深邃而全面的内容。”以前他把《1805年》称为长篇小说，现在他担心这部作品“既非长篇小说，又非中篇小说；既非叙事诗，又非历史。”经过苦苦思索之后，他决定冲破欧洲文学里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写作框框的束缚，需要怎么写就怎么写，不管它像什么。

　　写历史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就是他在写作时发现：这段历史的真相不仅没人知道，而且人们所知道的和所记载的完全与事实不符。他决心要写人民的历史，向传统的以写帝王将相为主的历史学提出挑战。为此，托尔斯泰下很大功夫阅读了大量历史著作、回忆录、档案，等等。他自己曾说过：“我的小说中历史人物的言论和行动，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虚构过，我都有资料根据。我在写作中搜集的资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书馆。”

　　写历史还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写历史与写性格的关系问题。在1866年11月7日给费特的信中，他说：“除了想写性格以及性格的运动之外，我还想写历史。这个写历史的意图使我的工作大大复杂化了，好像对这个意图我力不从心。因此，在第一部里，我致力于写历史，而性格却停在那里不动。这个缺点，读了您的来信以后，我清楚地看到了，我想已经改正了。”

　　托尔斯泰就这样在探索、创新和克服困难的道路上前进着。

　　1865年12月，小说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相继脱稿。第二部发表在《俄罗斯导报》1866年第二期和第四期上。标题仍是《1805年》，只不过多了个副题：《战争》。他决定从第三部开始不再在杂志上发表，自己找印刷厂分册出版。1867年，他同莫斯科的里斯印刷厂签订了合同，并请《莫斯科文库》主编巴尔捷涅夫代表他同印刷厂打交道。

　　托尔斯泰的写作态度历来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在写《战争与和平》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对自己的手稿不仅在写作过程中反复修改，甚至重写，而且在脱稿后发表前仍然抓紧一切机会进行修改。

　　给《俄罗斯导报》出版者寄《1805年》第一部手稿时，他在信里就曾说过：“请原谅手稿涂划得很厉害，但是手稿放在我手里一天，我就要修改一天，因此手稿便不能不改得这样。”在里斯印刷厂印书时，他对校样反复修改，代表他同印刷厂打交道的巴尔捷涅夫1867年8月12日给他来信说：“上帝知道您在干什么。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也改不完，印不出来……您的大多数涂改都是毫无必要的……我已吩咐印刷厂把您的涂改计数算钱。”托尔斯泰8月16—18日回信说：“不像现在这样修改，我办不到，而且我坚信：涂改大有益处。因此，我不怕印刷厂算钱，但愿他们不会很苛刻。正是您喜欢的地方，如果不经过五六遍涂改，那就要坏得多。”

　　1868年9月，托尔斯泰写第四部的时候，为了生动准确地描写鲍罗金诺会战的情景，不满足于文字资料的记载，特意到鲍罗金诺去了一趟，在那里住了两天，作了调查研究。鲍罗金诺会战是在凌晨打响的。为此，他特意凌晨到那里去实地观察会战开始时的当地景物。他画了原野略图，标出了附近农村、河流的位置，并记下了“能见度为二十五俄里”，太阳升起时能看到森林、建筑物和山冈的阴影，“太阳是从俄军的左后方升起的，法军面对太阳”。他在实地观察中还发现了任何军事历史学家都未曾发现的俄军实际部署和原定部署之间有很大差别。这个发现对研究鲍罗金诺会战的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他把实地观察得到的印象同以前研究历史得来的认识结合起来，创造了一幅鲍罗金诺会战的壮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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