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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我这样说的意思很清楚:我现在67岁,从50岁开始,我就投身于这一工作了。甚至在那以前,我就曾考虑过研究福楼拜的工作,我依然是资产阶级的一员,并且只要这一工作没有完成,我就必须继续扮演这种角色。然而,在我身上还有另一方面,它和我的意识形态情趣毫无关系;在这方面,我用古典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分析和审察我自己,并且认识到,我未受资产阶级的诱迫而就范,并进行了审察,而且确实曾拒绝当一名自命清高的作家,我偶然发现我自己和那些向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斗争的人们相关联,我们具有同一志趣和思想。”

  萨特在布鲁塞尔向一群律师和法官演讲后的第二天,一个名叫皮埃尔·奥凡奈的毛主义者,就在雷诺汽车厂门口被一名武装警卫人员刺杀了。那些听萨特演讲的人全都是为了看一看萨特这个被称为巴黎明星的人而来的。

  这一时期就是法国毛主义者试图恢复以暴力和非法性为特点的阶级斗争时期。萨特尽了最大努力支持毛主义者的行动,同时继续从事对福楼拜的研究。最初,他同意记者采访,这是为了向比他的读者更为广大的公众讲解他所说的知识分子奥德赛的逻辑。

  萨特于2月下旬在雷诺汽车制造厂调查比埃尔·奥凡奈被谋杀案件。

  萨特问一个工人:“首先,我要找出私人保镖是否被武装了,谁被武装了,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东西。”

  工人说:“其实,那就是便衣警察。”

  “不穿制服的警察吗?他们被武装了吗?”

  “他们是不穿制服的警察。我不知道政府是否知道这一点,但我觉得一个警察被武装是不能被允许的。”

  “以前,没有那样的事情吗?”萨特急切地追问。

  “是的,从未有过。在发薪日,周围有宪兵,但他们都穿着制服,挎着冲锋枪,就这样。”工人做了挎枪的手势。

  “有人看见过左轮手枪吗?”他对一个新闻记者说,“看起来,好像既不允许法国公民抗议武装警察在工厂门口谋杀他们的同胞,也不允许他们试图触及犯罪的原因。如果允许的话,那么事情就到了可悲的境地了;一个正在发展的暴力运动在某些地点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我们不得不触及事件的根本并找出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新闻记者:“你认为你不得把你的调查进行到底吗?你对当局不抱任何信心,是吗?”

  萨特道:“是的,根本不抱任何信心。”

  由于比埃尔·奥凡奈的葬礼,左倾激进的各种因素都暂时达到了高峰。传统的左翼整理了《共同纲领》的选举策略。致于毛主义者,他们决定解散他们的组织。

  萨特和他的同志们一道,继续寻求没有任何先前模式,没有权威,没有权力委派的机会主义:一种自由意志论的机会主义。

  1973年创办《解放日报》的重任,又落在他的肩上。这份报纸在没有原始资本,没有任何支持,没有广告的条件下进行力争生存的困难工作,创立一份人民喉舌报。继续为人民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1974年,萨特的双眼失明,作为作家他不得不向他的读者告别,他不再写小说,也不再写戏剧和论著。并且波伏娃也别有看法:“在我的读者中我结交了大量的朋友。我不会再有其他的奢望。”这是她对自己生活的总结。在这些话里预示着某种退隐而不是退休的词语,同时,萨特需要他忠实的伴侣帮他把已开始的写作继续下去。《现代》杂志编委会通常在萨特工作间举行,尽管波伏娃经常阻止,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她更希望在杂志中看到一种集体的成果,一种集体合作创造的智慧。她一人独撑局面,保证《现代》杂志定期出版。

  波伏娃对事物的探求欲和旅游的乐趣并未减退,对紧张生活的渴望也没有消失:“我的好奇心已不如年轻时那样强烈奔放,但几乎和那时同样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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