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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然而有些习惯于两边倒的人,他们背叛了萨特,歪曲了他所说过的一切,企图用它们来反对他,攻击他,并写了一些说他是个走入歧途者的辱骂性的文章。

  譬如,在一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法兰西周报》上,通栏大标题写道:

  “巴黎丑闻”。

  评价萨特是个“深奥的哲学家,《恶心》的作者,喜欢丑闻的戏剧家”。

  许多的公众报刊也公开抨击他,辱骂他的人格。

  在占领期间,不论共产主义者,或是戴高乐主义者,像这样的人们都卷入了某个政党,尽管他们并未轻而易举地完全接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他们仍然感到在历史上他们确实只有一个共同的选择目标——同纳粹作战。因此在这一特定的问题上,他们对有关的问题有进行写作的必要。

  随后的日子,萨特写了一些有关政治目的的文章和作品,但发表的却很少。

  1944年,39岁的萨特教授被杜林先生邀请在萨柏尔纳德剧院讲戏剧史。

  当时,在杜林的推动和指导下,德阿德利尔剧院成了法国优秀实验剧院。为了扩大他的讲授课程范围,他要求学生掌握一些戏剧史方面的知识。所以请萨特去当戏剧史的教授。萨特当时也很乐意去任教了。

  就在这段时光,他创写了几部剧本《苍蝇》、《无路可通》等,其中《苍蝇》是为他同居大半生的情妇西蒙娜·波伏娃而写的。当时她也已是法国杰出的女作家。这些剧本绝大部分对抵抗含有的深刻意义。

  正因为如此,在上演《苍蝇》一剧时,还要经过C.N.E民族委员会,CR民族抵抗委员会,文学委员会和作家委员会的同意。同时还要经德国检查官恩准。

  结果《苍蝇》上演后,在《文学新闻报》上有人发表了一篇评论萨特的折衷文章,还揭示了他要传达的指意。而后马洛斯在巴西对他也提出同样的指责。

  萨特为了唤起法国人抵抗运动,他在群众面前公开演说:“我们从来没有在德国人的统治下自由过。我们已经丧失了我们的所有权利,首先是说话的权利。我们每天都被公然地侮辱,我们不得不保持沉默,我们是政治犯,被驱逐的大众,因为我们是工人,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所见所闻——在墙上、报纸上、电影银幕上——我们总是看到我们的压迫者要求我们相信的那种恶劣枯燥的现象,就是我们真正的形象。由于所有这一切,我们是自由的,既然纳粹的毒液已渗入我们的思想,所以每一个正确的思想就是一个胜利了;既然一个强有力的警察系统企图强迫我们沉默,所以每个字都变得如同原则声明一样宝贵,既然我们被追捕,所以每个手势都具有投入战斗的意义,我们斗争的经常的恐怖环境使我们最终能够经历——毫无掩蔽地完全公开地——那个可怕的、无法忍受的被我们叫作人的状况的境遇,放逐监禁,尤其是在比较幸福时,我们向自己隐瞒起来的死亡,成了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情,我们渐渐地认识到了它们既非可以躲避的意外事件,甚至也非来自外部的经常的威胁:不,我们知道它们其实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归宿,是我们作为人的现实的深刻原因。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感到了那句陈腐的短语的全部含义‘人是不死的’,我们每个人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是在表达:

  ‘宁死也不’

  “这里我并非指我们中的那些杰出人物,他们是抵抗运动的积极成员。我们是指四年来,在每一刻都说‘不’的所有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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