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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但自从他接受柏格森的观点后,哲学成了他的另一条创作道路。尽管他当时还不很清楚哲学和文学间有什么联系,但他觉得有必要从事哲学。他力求在他写的书中,使某些观念彻底改观,他认为哲学是不能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的。哲学必须使用一些专门术语;他还认为哲学是他所做一切事情中起统一作用的因素。

  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中,他的全部著作中哲学思想的一致性是其中唯一的统一性所在。

  为了深入地研究哲学,1933年萨特在阿伦的帮助下,填写了各种表册和去德国的护照申请。他决定到德国柏林去,跟随胡塞尔学习现象学。

  到了柏林,他阅读了胡塞尔的书,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不过他对胡塞尔的整体思想还不真正了解。

  因此,他开始读胡塞尔的《观念》很吃力,为了学习现象学他几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次年回到巴黎,重执教鞭,并专心写作。在此由于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直接影响写下了一篇《论自我的超越性》,这篇论文是用德文写成的,1936年发表于《哲学研究》学报上,但在那里他持的观点与胡塞尔相反。这是因为他天生喜好辩论的缘故,其结果使他很难接受别人的观点,或者说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思考后才能接受。如,他在意向性意识这个问题上,正是在柏林那段时间里,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得到这一发现的。

  在那期间,德国的纳粹主义希特勒已上了台,萨特亲眼目睹了柏林纳粹主义的猖獗,不过他那时还没有什么政治观点和政治目的。他是一个特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资产阶级,更反对纳粹。他的反抗目的只出于怕妨碍和伤害他的道路。对于主张革命救国的共产党是同情的,支持的。但他不打算加入任何党派和有政治目的的组织。

  1935年7月14日下午,从巴士底狱到万森门发生了人民阵线的示威游行,这次游行是非常有秩序的。西蒙娜·波伏娃同萨特也一同到了巴士底狱参观了那次游行。

  那里集中了大约有50万人左右,他们高举法国国旗,高唱着,呼喊着。听到的大多是“吊死拉罗克!”

  “人民阵线万岁!”当时,示威者的极大热情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他们强烈的愤慨、恐惧和喜悦之情。但最终他们并未加入示威游行的队伍之中,而只出于旁观者的立场上,因为他们不想密切地卷入政治风坛,至少那时还不是时候。

  萨特很喜欢教书,这是从他外祖父那里获得的兴趣。记得他教课的第一天,他坐在校长办公室对过的休息室里等待上他的第一堂课时,一束阳光射进窗子,这道光线透过玻璃,冷冷地给地板涂上了一道金光,他望着这束阳光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个教师了。”

  当时萨特的心情很紧张,这是他第一次走上讲台给学生讲课,多年以来,他一直渴望,并且外祖父和母亲也希望他成为一名教师。如今如愿以偿能不叫他紧张而又激动吗?

  在他教的那个班里只有17个学生,其中有5个是对他教的这门课程不感兴趣者,其他12个是真正感兴趣的,认真听讲的。

  结果,萨特在课堂上,讲得非常出色,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并且,他的学生们提问或插话从来不感到受约束,有一种完全的自由感。这就是他的一种出色的教学方式。他反对那种受约束,模式化,或照本说教,命令式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使他的学生得到学习的自由。拉近了师生之间的友好关系。从而把学习的气氛大大地提高了。

  此后不久,他和他的学生们发展到无拘无束的程度:在休息的时间里和课外活动时他的学生们不到校园里去花费时间,而在教室里同萨特谈天说地;一些很滑稽的双关语和谜语常常从萨特的嘴里引发出来,惹得学生们捧腹大笑,笑之中便学到了不少知识。这是萨特最善于发挥的特长之一。这种教学方式很奏效。

  本来对教师的前景担心的萨特也变得无比喜欢教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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