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112)

一一二

　　……在政治上，我学到了一句你们威尔士人自幼就知道的话：你要是有什么信息，就向大家传播。我是个有坚定信仰的政治家。《旧日约圣经》里的先知们并没有只说：“同胞们，我要共识。”他们说：“这是我的信仰和想象。这是我热忱相信的东西。如果你们也相信；那就跟随我吧。”今晚，我要对你们说的就是这话。把前不久发生的凄凉忧郁的往事扫除干净。把失败主义扫除干净。在选择和自由两面旗帜下，一个新的、振奋人心的未来正在召唤英国人民。

　　听众和我一样喜欢我的讲话。但是我的狡猾的对手吉姆·卡拉汉却成功地利用我的讲话，在托利党权势人物心中唤起了昔日的恐惧，担心那个令人胆战心惊的人物引导他们走向一个不愉快、不熟悉的方向。首相后来声称，我的讲话说明，我已驱使保守党向右转，从而为他开辟了争取中间的道路。再恰当不过的是，那天上午保守党记者招待会上的主要发言人是前工党内阁大臣、现在的保守党候选人雷吉·普伦蒂斯，他和其他背离社会主义的“改变信仰者”是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不是保守党向右转，而是工党向左转了。但不管怎么说，我同意基思·约瑟夫的意见，我们强调的论点是“共同立场”，不是“中间立场”。从这时候起，在总部希望采取的竞选方式和我坚持的竞选方针之间出现了裂痕。

　　但是，我并没有立即意识到这个问题。据星期二早晨的报纸报道，全国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我们现在只领先工党6个百分点，但与早先的全国民意测验结果相比，差距并未缩小（在整个竞选期间，各种民意测验结果相去甚远，从保守党只稍稍领先一一有一次甚至工党略占优势一到保守党将获得一面倒胜利），我感到这是竞选效果很好的一天，从布里斯托尔开始，访问了克林尼兹毛刷厂，我在那里利用每一个照相机会，显示我“用新扫帚”“扫除蛛网”的决心，等等。

　　在布里斯托尔还参加了由罗宾·戴主持的“大选电话访谈”节目。那种场合总会有冒风险的因素。熟悉情况的采访记者有办法暴露政治家理解力的不足，而这一点大多数政治对手是永远做不到的。而且，由于看不见电话那一头跟你说话人的表情，较难正确判断对方的反应。但是我觉得那天的“大选电话访谈”节目特别成功，因为记者向我提出的，正好是我们能够作出最有说服力的回答的问题——减税、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借款、鼓励小企业等等的必要性。当然也提了一些吹毛求疵的问题。我始终认为，处理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承认哪里出了毛病，并讲清楚为什么未来的保守党政府要加以纠正。因此，这一口我也承认，前届保守党政府确实应对保健服务方面的官僚主义负有责任，我们将予以改正。

　　从布里斯托尔返回途中，我乘坐第125次市际高速火车，在西部选区下车，在巴斯站台上和那里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合影留念，其中有克里斯·帕顿。这一天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在格雷夫森德的一个集会上讲话。由于总部告诉我养老金领取者对我们的支持不稳固，我写了一个新闻稿，向选民们重述了历届保守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工作记录。

　　接下来的一天（4月18日星期三），上午记者招待会后，我出发到东英吉利亚和东米德兰进行竞选。第一站是争取农业人口选票的活动，包括与一位友好农民讨论牛饲料问题，我小心翼翼地穿过一片到处是牛的田地（我忘了穿靴子），把一头小牛犊抱在怀里让记者拍照，以便让更多公众看到。我对摆弄牛犊没有经验，不知道抱牛犊的方式是否对头。在来自五大洲的摄影记者面前，一向讲究实际的丹尼斯提醒说：“要是我们不小心，牛犊会死在我们怀里的。”但是，牛犊在我和摄影记者的关照下活了下来。幸而，小牛犊不能接受采访。

　　第四节竞选第二周——选举前14天至7天

　　这时（4月19日星期四），在伦敦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痛苦的事情，那是关于我的加的夫讲话对党和我党竞选运动的“立场”产生的影响。彼得·桑尼克罗夫特认为我们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以后应该避免。由于总部的同事们公开活动的机会不多，所以他决定参与我的演讲稿的起草工作。当时我对这一切还不知情。我那天上午参观莱斯特一家纺织厂，在那里用上了少年时代学到的一点针线功夫，在一群乱哄哄的记者和惊讶不已的工人面前缝缀了一件工作服上的口袋。

　　可是，就在轿车快要到达伯恩维尔的卡德怕里工厂时，我才得知，波得·桑尼克罗夫特坚持要求从准备当晚在伯明翰（竞选运动中第二场最重要的群众集会）发表的讲话稿中删掉一段关于工会的措辞强硬的话。这段话是由英国著名新闻记者、历史学家、抛弃了社会主义信仰的保尔·约翰逊起草的，彼得认为过于挑衅。他显然对基思·约瑟夫也进行了干预，不让他对这个题目发表讲话。我不同意彼得的估计，但由于当时我不在伦敦，对我的判断没有完全的把握。因此，我生气地从讲稿中撕下了那几页，插进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段落。令人欣慰的是，彼得·卡林顿帮我起草的最后一节关于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讲话包含了一些极为激烈的内容，并特意采用了我早先在肯星顿市政厅发表的讲话中的语调和言辞。

　　当我们的轿车在工厂门口停住时，我的情绪不是大好。我曾特别关照，这次参观不要安排正式接待人员，我愿意直接进厂去和遇到的经理和工人交谈。可是现在却看到长长的两行头戴白帽、身穿白外衣的人排列在门口，我没有看见有摄影记者，我想他们肯定是躲在什么地方等待合适时机出来拍摄这个滑稽有趣的场面，我没有立刻下车，在车上呆了一两分钟稳定自己的情绪。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认识几张原以为是工厂工作人员的面孔。他们原来是一群记者。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是听到了我早先的指示，才穿上白色工作服来开个玩笑。我一下车，他们就举起了照相机。我就在这些照相机搭成的拱门下走进了工厂。他们为这个玩笑高兴得竟然忘了拍照，但是他们让我看到了竞选运动有趣的一面，对此，我想我们都应该表示感激。

　　上午缝了口袋，下午自然该去包装巧克力了。这个工作要求很高，不好对付——这种工作被称为“不熟练工作”，这个名词不够谨严，也不符合这种工作的实际。我过去在工厂里干过活，那已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我看到某些传统并未改变。一位新近结婚的女工把她所有的结婚礼物都放在靠近生产线的桌子上，让朋友们欣赏。包装完巧克力，我们就进行讨论，谈的时间很长，超过了预定计划。最后，我们匆忙离去，赶往怕明翰的米德兰饭店。我特别喜爱巧克力，根本没有想吃多了会影响食欲。但是那久留不去的香草味儿使我在竞选运动余下的日子里再也没敢去碰它。

　　尽管在准备阶段出现种种麻烦，伯明翰讲演取得巨大成功——不仅有那些论述东西方关系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段落，而且还有那些关于法律和秩序的段落。我保证要“建立一道铜墙铁壁”堵住无法无天的社会主义道路。会后，我们驱车赶回伦敦，第二天（4月20日星期五）还要访问伦敦各选区。

　　4月21日星期六，竞选运动照常进行，首先到米尔顿凯恩斯一家生产高精度电器零件的工厂。听取仔细介绍后，我对生产技术产生了极大兴趣，很快就能向一群对技术茫然无知的记者滔滔不绝地解释起来。这时我们来到一架心脏监测仪旁边，他们把许多导线按在我身上，对我进行心脏检查。所有的指示器都显示正常，表明我的身体状况良好。就像我说的：“像石头一样坚实”——依我判断，我们党整个竞选运动的状况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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