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94)

九四

　　但当时国内的政治背景也很微妙。在中东国家的眼里英国的政治家们明显地分裂成以色列的支持者和阿拉伯国家与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者。在影子内阁内部，我恐怕是少数派，对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那些传统政权都怀有强烈的尊敬与钦佩的感情。我的多数同僚都是传统的保守党“阿拉伯派”，虽然在议会党团较年轻的成员中有不少人支持以色列，其部分原因是以色列为追求国家的自身利益而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英国的犹太人集团密切地注视着各党派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所有言论。因此，当雷吉·莫德林在1975年11月的一次下院辩论会上要求英国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成立巴勒斯坦国时，党就受到公开分裂的威胁，人们对我也甚为不满。

　　我决定在芬奇利的前犹太军人的一次集会上清楚地阐明我们的政策。这就是保守党认为任何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必须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42号决议为基础，该决议本身强调两项根本要求：“从最近冲突中（即1967年的六日战争）被占领土上撤出以色列武装力量”；和承认该地区各个国家拥有“在没有威胁和武力行动的情况下，在安全与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我补充说，我们谴责任何形式的和声称为任何事业服务的恐怖主义。

　　至少对我来说，这一立场不只是一种旨在使我们摆脱困境的言词。我确实既认为以色列的安全必须得到保证，又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受到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设想它同约旦结成联邦。这两个目标并非像水火那样不能相容。尽管鉴于以色列的历史，它需要有可以防守的边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它就不可能获得持久和平。而且对巴勒斯坦人和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他们的阿拉伯国家来说，最好的出发点都是既用行动又用言词来承认以色列有权在那里存在下去。然而，雷吉的讲话引起的恐慌证实了我即将进行的访问的复杂性和在外交上的危险性。

　　我于1976年1月7日星期三抵达开罗，当天晚上就和萨达特总统与夫人共进晚餐。仅在两个月之前我们在伦敦曾进行过首次简短的会见。晚餐前我们作了一次长谈。我发现他具有很强的和直率的个性，对西方世界的实力关系有很好的理解。萨达特仍然不得不玩弄精明的外交把戏，摆平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1972年戏剧性地驱逐了苏联顾问后，他在1973年战争期间获得过苏联的支持，但是现在再一次倾向于指望美国。就在我进行访问的两个月之后，埃及正式取消了它1971年与苏联签订的友好条约。

　　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声称对埃及的经济状况还算感到满意：这个时候还有一些期望，即作为财政中心的贝鲁特遭到摧毁，这也许对开罗间接有利。而且他正在希望得到海湾国家的帮助。但是我认为，总统对支付战争费用所花的那笔本可用作埃及和平发展的钱表示哀叹一事意义重大。他告诉我说他觉得“十分疲乏”，我想这话既代表了埃及也代表了他自己的状况。他觉得他同福特总统的关系很好，这也许表明了他的思想在转变方向。确实，他给人的印象是，埃及将会保持中立，除非被迫卷入另一场战争。

　　在他的谈话中流露出人所共知的埃及与叙利亚竞争关系的迹象。他对我说那个国家在黎巴嫩内战中向交战双方都提供武器，并又补充说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都受人憎恨。我形成的印象是，萨达特是个难对付的人，敢于大胆行事，他正在考虑使他的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然而，我无法预见这个变化将会是多么巨大。不到两年，他去耶路撒冷进行了他的历史性访问，这导致了以色列与埃及的和平条约。

　　我在埃及短期停留期间的观光游览既是一种外交需要，也是一种愉快享受。但即使这样也包含着风险。攀登了切奥普斯太金字塔后，我走了下来，还有些气喘吁吁，这时我发现有一小群摄影师、新闻记者和官员站在一匹骆驼旁边。赶骆驼人的名字是易卜拉欣，那骆驼则叫“杰克·赫尔伯特”，也许是由一名英国兵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受人欢迎的饶舌的英国喜剧演员的名字这样给它命名的。看起来这是一头赫赫有名的牲畜，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来访时骑过它。似乎每个人都以为我会跟着这样做。可能发生的情况在我的头脑中一闪而过，恐怕不只是骑上去，而是要我呆在骆驼背上不动。我坚决地拒绝了。易卜拉欣声称他感到很不高兴。既然亚历克爵士能骑上杰克·赫尔伯特，为什么撒切尔夫人不能骑呢？我看到赶骆驼人的眼神。就建议为了没有骑骆驼而付给他加倍的费用，这也许能使我们双方都中意。他非常情不自愿地同意了。因而英国报纸上登出的都是我受到萨达特总统欢迎的照片，而不是某种不太尊严的姿态。

　　星期五下午我飞到大马士革，阿萨德总统刚刚庆祝了使他掌权的军事政变5周年，采用的办法是在大马士革明智地空投礼品和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和军队的薪金。在此之前，这个国家的首脑从来没有任职两、三年以上，他早已被证实幸存下来。阿萨德是拉维特少数民族的成员，主持着一个包括多种宗教、种族和政治组织人士的政府，表现出他具有获得和保持政权的高度政治灵巧性。他的复兴党本身是一个来源于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两种成份的奇特的混合体，是在“一个赋有永恒使命的阿拉伯民族”的口号下于20世纪40年代成立的。

　　阿萨德已经把激进主义、实用主义和冷酷无情这个特殊的混合体发展成为一种精巧艺术。在中东激烈的、动荡的政治世界中要取得成功就需要这种艺术。他被认为是这个地区最反对西方的领导人，他不只是要对阿拉伯—以色列和平进程中的许多困难负责，而且也要对策划破坏黎巴嫩一事负责。西方政策的主要错误不幸已持续多年，那就是低估了他并把他排斥在谈判之外。但是由于他屈从于苏联并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西方就很容易对他采取上述做法。

　　叙利亚是个受到严格控制的警察国家。罗马尼亚式的窃听在我所居住的官方宾馆中显然是蔚然成风。在我们抵达时，戈登·里斯和我上楼到我们的房间去梳洗更衣。但是戈登发现他的浴室中没有毛巾，就来敲我的房门要求借用一抉。我刚走去拿毛巾，一名女仆就勿忙跑来把毛巾拿给他。

　　那天晚上我们的主人会发现他们客人的私下谈话更有意思。叙利亚人没有预先通知就邀请我第二天去参加一次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秘密会见。我不打算同意这样做。我根本不想正式会见他们，更不用说是秘密会见，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拒绝宣布放弃恐怖主义，但我同意、实际是欢迎有机会去参观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他们就安排带我去大马士革远郊区的一处难民营。

　　第二天，我们乘车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不平的路到库内特拉去，这是戈兰高地叙利亚一边的最后一个城镇。它在1974年以色列军队撤退时遭到了破坏。甚至据说那里有一些墓地也遭亵读，整个城镇现在成了展示犹太复国主义罪行的陈列柜。我被告知那里现在只有一个居民，是个老太太，她拒绝离去并在整个占领期间都住在那里。可以想像，我在四处走动的途中偶然遇到了她。

　　我们在返回大马士革的旅途中在巴勒斯坦难民营停下来。“难民营”原来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使用不当的名称。这是一个有着道路、帐蓬、社交活动厅、商店、医院和学校的庞大的居民点。我被领着看了一所学校，那里的孩子们聚集在一个大厅内，由一位女教师非常严肃他讲课。我想像这是某种祈祷集会，便问我的向导那位妇女在讲什么。回答是：“她在提醒这些孩子们说，他们有幸来到这所学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双亲中至少有一个已被犹太人杀害。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这所学校取名为“烈士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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