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91)

九一

　　我回到伦敦时发现了关于我访美之行的新闻报道已经改变了我的政治地位。甚至工党假装出来的义愤也助了一臂之力。因为人们越注意我的论点，就越认真地对待这些论点。我还很快意识到保守党上层集团内部态度的变化。那些把我就任领导职务看作是一次令人烦恼和暂时侥幸成功的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了。我不仅显然受到了自由世界中一些最有权势人物的认真对待，我在赫尔辛基讲话中提出的警告看上去也并不那么古怪而是更有先见之明了。

　　9月末，担当苏联代理人的古巴人开始把军队大批派入安哥拉。12月间美国参议院推翻了福特总统关于向那里的反共势力提供援助的政策，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抵抗因而瓦解。我在圣诞节假期间思考井阅读了更多有关材料，我决定要再发表一次讲话。

　　这一次我按照常规办事，把我的决定告诉了雷吉·莫德林。雷吉竟然给我提供了一份讲话草稿，这也许证明了他对我讲话的前景感到心神不安。不幸的是，他的草稿不能用。如同丹尼斯说的那样，“这太软弱无力了，连米粉布丁的奶皮也刮不掉。”鲍勃·康奎斯特现已离开，去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在政治上收益更多的胡佛研究所，因此我请罗伯特·莫斯帮助我。罗伯特是《经济学家》的外事报道编辑，安全与战略问题专家，为反对咄咄逼人的工会权力而设立的全国自由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命里注定是一位畅销小说家，结果证明他是一位理想的入选者。

　　我于1月19日星期一在肯星顿市政厅发表的讲话涉及的范围和前一年的切尔西讲话差不多，只是更集中于防务问题并包含着关于苏联威胁的更加强硬的语言。讲话谴责工党政府“当英国及其盟国面临着战后最为严重的战略威胁的时刻却在拆除我们的防务”。讲话对苏联的意图作了不同于缓和论者的分析。

　　俄国由一些有耐心的、有远见的人的专政统治着，这些人正在迅速地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海军与陆军大国。他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自卫。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庞大的主要是内陆的国家只是为了守卫它本国的边疆并不需要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不。俄国人集中精力于统治世界，而且他们正在迅速地获得成为这个世界所曾目睹的最强大帝国的手段。苏联政治局中的人无需担忧舆论的涨落。他们把枪炮放在黄油之前，而我们则把几乎每样东西都放在枪炮之前。”

　　我提出了关于在中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部队之间力量不均衡的警告，在那里，后者以15万人、将近1万辆坦克和2600架飞机在数量上超过了我们。但是我强调说，西方的防务不能只在欧洲得到保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供应线也必须受到保护。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忽视受到苏联支持的部队正在安哥拉做什么。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他们在那里的所作所为得到准许的话，他们完全可能得出结论说，他们能在别处重复这一做法。

　　对这篇讲话的反应，尤其是在英国报界更富有思想的那部分人中，比对切尔西讲话的反应有利得多。《每日电讯报》将社论冠以《关于俄罗斯的真相》的标题。《泰晤士报》承认“西方有自满”。苏联的反应也来得不慢。苏联大使馆写了一封信给雷吉·莫德林，而大使也亲自到外交部提出抗议。从不同的苏联宣传喉舌那里传出了一连串粗野的抨击。但是杜撰“铁娘子”这个词并用来描述我的人则是红军报纸《红星报》办公室的某位盲从上级的官员，他的想象力超过了他的判断力。

　　当戈登，里斯在报业联合会的电讯稿上读到《红星报》的话时，他欣喜若狂地跑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这件事。我很快就看出，他们已经于无意中把我放在了一个作为他们最强硬的欧洲对手的受人尊敬的位置上。这是他们对我的最大帮忙了。

　　几天后我参观了沿莱茵河的英国驻军，我的肯星顿讲话确保我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有人拍摄了我驾驶坦克的照片，这对我在国内也完全没有什么损伤。外部世界所不知道的是在这次参观过程中我的事业差一点儿比1990年11月的那次事件还要更加戏剧性地告终。

　　党的防务发言人之一克兰利·昂斯洛、理查德·赖德和我登上了一架年代已久的双引擎螺旋桨运输机，从莱茵达伦的英国基地飞到我们将在那里过夜的奥林豪森去。（原计划乘直升飞机去，但是气候不够好。）起飞后不久我从我的公文包中取出我的讲话稿并开始工作。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引擎的喧闹鼓呜声有些不正常。机舱内很冷。外面是浓浓的极冷的大雾，仔细看我能够看见机翼上结成的冰。就在此刻一位机组人员过来说发生了问题，我们不得不返回莱茵达伦去。从他的神态上我能觉察到情况严重，我迫切要求知道确切的麻烦是什么。原来是雾太浓，驾驶员无法把握方向。还不止这些，我们现在显然是在崇山峻岭中盲目飞行。这就是为什么驾驶员已使我们的飞行保持在最低速度，如果再放慢速度飞机就有停飞的危险。但愿大雾会散去，他能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更糟的是，测量我们空速的仪器失灵了。我停止了关于讲话稿的工作并把它小心地放进我的公文包，往后仰靠，闭上我的眼睛并思考一些甚至比政治更重要的事情。不知怎么地，我们设法回到了莱茵达伦。我从来没有比触觉到我脚下的柏油碎石时感到更加宽慰了。

　　吉米·卡特于1976年底当选为美国总统，使白宫有了一个把人权放在对外政策议事日程首位的人。

　　但是我不久就对卡特政府对外政策方针的另外两个方面感到担忧。首先，处理人权问题时没有联系更广泛的政治与战略问题来考虑，而且实际上还带有某些道义上的天真。即使是最大的理想主义者出于道义考虑而制定的政策、也得讲求实际。有许多凌辱人权的政权一例如在拉丁美洲和中东的一些军人政府——但它们的压制性比独裁主义政权要小一些。

　　此外，一个自由国家不仅对它本国而且也对非自由国家所负有的首要职责是生存下去。因此没有必要为支持一个暂时为更大的西方利益服务的然而又是令人讨厌的政权而表示歉意，尽管我们应该始终一贯地运用我们的影响去改变它最恶劣的弊病。不幸的是，卡特政府内部的糊涂思想与意见不和妨碍了它奉行这样一种健全的方针。如同我们将看到的，卡特强调伊朗的人权帮助推翻了伊朗国王，而代之以压制性更强并且反对西方的阿亚图拉·霍梅尼政权。如图帕斯卡尔指出的，道德的第一原则是思维清晰。而就卡特政府而言不清晰的思维给人权和西方利益带来了显然是更糟的结果。

　　我的第二点批评是，人权政策是不可能自立的，因为简单的理由是权利最终必须用武力来维护。在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下，这就要求美国在军事上强大得足以抵制和扭转苏联造成的对自由世界的威胁。然而卡特总统对裁军承担了热情的许诺。表现为他废除了Ｂ1战略轰炸机以及后来又重新推动了卡特总统与苏联人一起倡议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因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卡特总统发现他只能采取行动来改善与西方有关联的国家的人权状况，而不是改善那些敌对的和强大得足以无视他的行动的国家的人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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