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59)

五九

　　未料到，我这一段话与大选后期的保守党有着联系。当时的保守党领导一方面在设法恢复元气，一方面在寻找重新掌权的办法，因此他们被一个“全国团结政府”的概念所吸引。我还要补充，如果你没有信念，或者如果你已经放弃了你的信念，“全国团结政府”就对你有更大的吸引力。

　　在竞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还算有信心，相信我们会获胜。那些由于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弯而疏远了保守党的支持者们，开始转向我们。实际上，过去他们看到我们的缺点而感到沮丧，因为，现在他们看到我们已经决定对工会的好斗性进行挑战，他们下定决心支持我们。哈罗德·威尔逊在与工会签订的“社会契约”中陈述了工党的方针。那些渴望过安静生活的人可望被这一做法所诱惑。但我感到，如果我们能坚持由“谁来统治”？这句话所概括的中心问题，我们会赢得这场辩论，从而赢得大选。

　　在最后的一个星期内，我具体地感觉到胜利在从我们的手中溜走。电台广播了泄露出来的工资委员会的证词，声称在第三阶段矿工的工资本来可以提高，意思是说整个大选都是不必要的。我听到这一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政府试图否认这一点，但因为确有失误，政府的否认吞吞吐吐，没有说服力。我们被错综复杂的工资政策套住了，最后被它扼死。从这时起我们走上了无情的下坡路。

　　两天以后，伊诺克·鲍威尔劝人们投工党的票以博得就共同市场问题进行公民投票，我可以理解他采取这种立场的逻缉：加入共同市场使英国废除了主权，因此，首要的政治问题是恢复主权。但他做这件事的方式使我震惊。他是在宣布举行大选的当天才宣布他不再竞选沃尔沃漠普顿的议员席位的，随即在竞选运动结束时投下这颗炸弹——劝人们投工党的票。我认为，用这种方式背叛本地的支持者和选区工作人员是无情无义的。我想，伊诺克在1974年2月的决定，像他过去在1970年的干预性发言一样，影响非常大。

　　接着，3天以后又有另一次打击。英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坎贝尔·阿达姆逊公开号召废除劳资关系法。这是英国工业领袖的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们在参战前虚张声势，但又缺乏战斗的胆量。然而，我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干预主义政策很难鼓励英国商人和经理们为了自由承担风险和责任。

　　部分地由于这些事态的发生，但无疑部分地也是由于在为期3周的竞选运动中只集中于一个问题，这种做法肯定是难以奏效的。我们的竞选活动失去了势头。我仍然在想，我们也许可能获胜，但我意识到我们竞选的热情降低了，我们的目标混乱了。我也从民意测验和我的选区的反应中了解到，自由党对我们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到了投票日，我的乐观已经变为不安。

　　当我从芬奇利和全国其他地方听说那天早晨很多选民令人吃惊地参加投票时，我的情绪就更加不安了。我但愿这些人都是愤怒的保守党人，出来表示他们拒绝工会权力的敲诈。但这些选民似乎更像来自工党控制的公房社区，他们出来投票是为了给保守党一个教训。我很高兴在我衣服的扣眼上戴着一枝蓝色的花而不是平常戴的纸玫瑰花。这枝花是马克给我的，一天都保持新鲜，它帮助我提精神。

　　大选结果很快表明，我们没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我们失去了33个席位。这将会是一届动荡不定的没有一个政党占绝对多数席位的议会。工党占301个席位，在议会中是最大政党，距占多数席位还缺17席。我们降到296席，虽然我们得票数的百分比稍高于工党；自由党得到了将近20％的选票，占有14个席位。那些小党，包括北爱尔兰统一党占有23个席位。我在芬奇利选民的多数票从1万1千降至6千，尽管下降票数部分是由于选区划分变化造成的。

　　我对大选结果感到烦恼。我们最后终于对工会摆好了进攻的架势，而人民却没有支持我们。再者，我喜欢我当教育大臣时的日子，或者说当教育大臣的大部分时间。我会想念我的工作和我的决策，当然还有给我带来的很多便利，如大臣专车。从现在开始，我将再一次开我自己的沃霍尔—维瓦牌老车出去了。不过，至少我不必去经受清理塞满了个人物品的桌子和柜子的痛苦过程。无论怎样，我从来没有把许多个人乱七八糟的东西带到教育部去，而且，出于谨慎，我在竞选运动开始时就把大多数东西带回了家，只是偶尔当我在伦敦市中心活动时到办公室去签署紧急信件。我可以说干净利索地离开了办公室。

　　星期五下午我们开会。这是一个疲惫不堪，垂头丧气的收拾残局的内阁会议。特德·希思问我们现在应当怎么办，有几种选择可以考虑。特德可以建议女王召见哈罗德·威尔逊，他是议会最大政党的领袖；或者是，由政府诉诸议会，看看在议会中是否能得到对政府纲领的支持；或者是他可以与较小的党进行交易，设法制定一个克服国家眼前困难的纲领。由于我们的北爱尔兰政策使北爱尔兰统一党与我们疏远了，这事实上就意味着与自由党进行交易，尽管这样也不能使我们处于多数。毫无疑问，从特德讲话的样子可看出，后者是他主张的办法。我们对这几种可能性轮番地进行了辩论。

　　我的直觉是，在下院占有最多席位的党，有理由期待被要求设法组织政府。但特德争辩说，由于保守党获得的选票最多人他有责任寻求组织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因此他提出给自由党领袖杰瑞米·索普在联合政府中安排一个位置，并许诺请议长召集会议讨论选举改革间题。索普回去与他的党商量。虽然我愿意留任教育大臣，但我不愿意在保守党永远不再能形成一个多数政府的情况下留任。而这正是自由党人要求实行的比例代表制可能造成的形势。我也意识到，这种交易也会使我们看起来可笑。英国人最讨厌的是表现不好的失败者。我们下台的时间到了。

　　当我们在星期一再一次开会时，特德详细地告诉了我们他与自由党讨论的情况。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按照杰瑞米·索普的要求行事。我们还在等待着他的正式答复。但现在特德似乎肯定要提出辞呈。最后一次内阁会议是在那天下午4点45分召开的。这时杰瑞米·索普的答复已收到。从特德的讲话中使人感觉到，他的意见已经转向组成一个所有各党参加的国民政府的想法，这种想法日益吸引着他。当然，这种想法根本没有吸引我。无论如何，自由党人不想与我们组成联合政府。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我悲伤地离开了唐宁街，但却有些解脱的感觉。我很少想到将来。但我心中知道，不仅是更换政府的时刻到了，保守党变革的时刻也到了。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