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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特德要我和我的一些官员1月12日(星期三)到契克斯别墅去开会,对教育问题进行一般性讨论。我随身携带一份总结和瞻望教育情况的备忘录。尽管还有许多困难,但选举前的承诺只剩下一项尚未实施:即扩大幼儿教育。完成一些重大项目需要花许多钱。使我们的支持者感到失望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是中等教育组织结构问题。这里存在的问题是——用我表述的原话来说——“我们本党的许多地方委员会正在顺时势随大流。问题是,在保卫现有文法学校与允许地方教育当局自作决定之间保持什么样的平衡?”我们在契克斯别墅讨论了上述问题以及诸如学校供应牛奶和学生会等其它令人恼火的问题。特德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他很关心幼儿教育;他一直要求对学生会采取行动;他还非常合理地询问,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教育方面的理由来证明我们选择学生政策的正确性,而不只是讨论地方当局的自主权。

  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特德邀请我和我的官员同他一起讨论教育问题,这件事至少和讨论本身一样重要,它意味着在可以预见到的一段时间内他并无让我离开教育部的打算。对于当时面临各种问题的我来说,这是对我的权威的有力支持。几天后,特德又在下院列举我取得的各项成就。他为什么要给我如此强有力的支持?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需要在他的内阁中有二位妇女,而当时找不到可靠的替代人选。但我认为这也体现了特德最令人钦佩的品格。他知道,我为之受到如此粗暴攻击的各项政策,实质上就是我在财政部压力下考虑政府财政困难而不得不勉强接受的政策。他也知道我并没有试图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尽管不能指望他坚持某些政策,但对于那些为他和他的政府尽了最大努力的人,他总是支持的。这正是他的内阁成员能够团结一致支持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特德对我表示的支持,仅为我提供了短暂的喘息机会。但这就足够了。从1972年春天开始,我所经历的寒冷政治气候开始明显地解冻。4月我在全国教师联合会会议上的讲话不仅受到多数与会者的欢迎(讲话结束时他们向我欢呼),更重要的是新闻界也表示欢迎。这一次与通常不同,我在讲话中提出的建议是说给各种不同政治派别听的。我宣布增加建设小学计划的预算,现在已达到创纪录水平。我还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了解小学校里教阅读和使用英语的情况,这已成为群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我暗示将进一步扩大幼儿教育,同时提醒大家存在着经费问题。但真正抓住评论员们想象力的是我对大型综合学校的批评。(这次讲话后,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又对最后这个问题作了详细说明,着重提到前不久我否决了威尔特郡兴建一所招收2700名学生的综合学校的计划。)

  我站起来讲话时,一些左翼教师工会代表无礼退场。但这反而产生了额外的收获。新闻媒体不仅喜欢强调规模较小学校的优点,而且对这些人的退场提出批评,认为身为老师甚至不愿意听取不同意见,就没有给学生作出好的榜样。5月,那家过去说我是“没有人喜欢的夫人”的报纸,这次却当众赞美我是“变得成熟老练的玛格丽特”。带有几分嘲弄意味的是,这个击中要害的题目——我主张小规模学校——正是我自从在格兰瑟姆当小学生时起就一直信守不移的看法。

  然而,直到1972年12月发表教育白皮书,才使我们的教育政策恢复运气。发表白皮书的决定是在部内讨论3份《纲领分析与检查报告》后作出的。内阁经过讨论,到最后一分钟才决定白皮书的标题。原先建议采用《教育:前进的纲领》,后来改为《教育:扩展的纲领》。现在看来,这是那几年过于雄心勃勃、高额开支的典型表现。白皮书提出了一个高额开支和改善政府供应的十年计划,其中有6点主要内容:包括改善或重建破旧中等学校的计划,增设弱智与残疾儿童特殊学校,适当提高中小学校教职员工对学生的比例。

  为满足以上几方面的资金需要,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对詹姆斯委员会提出的教师培训方面的建议,我们也作出了反应。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宣布大力发展幼儿教育。这个计划将满足90%4岁儿童和50%3岁儿童的入学要求,工作初期的重点放在缺乏幼儿教育设施的地区。现在看来,白皮书标志着“政府为解决英国教育制度中固有的问题而作出的最大努力,准备为此投入大量资金。

  白皮书得到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每日电讯报》虽然批评白皮书未能对学生贷款提出建议,但认为它表明我是“我国最出色的改革——和花钱——的教育大臣之一”。《每日邮报》称它是一场“静悄俏的革命”,并评论说“战后还没有出现过这种做法”。比较令人不安的是,《卫报》的报道赞扬它是一个“进步的纲领”,并评论称——我希望这是言不由衷——“除了没有强制结束对11——12岁小学毕业生进行甄别考试的做法,撒切尔夫人离令人向往的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目标已经不远。”

  第七节 现实的打击

  除了其能说会道的工党新任教育事务发言人罗伊·哈特斯利就教育支出增加速度问题进行过几次激烈辩论以外,1973年头几个月是教育和科学部比较平静的时期。但此后不久,政府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造成的后果不断向我们袭来。第一次是在5月,为了使过热的经济冷却下来,采取了一连串削减开支措施。教育方面的基本建设开支,特别是政治敏感性较弱的高等教育显然是削减目标。结果,我避开财政部的压力,使建设小学计划的经费免遭削减。

  但是教育和科学部预算中出现了其它问题。通货膨胀压力推动建筑业的价格上涨,而愈来愈担心的财政部拒不批准增加开支。建设小学计划余下的部分不得不放慢速度。政府将在10月作出坚决压缩开支的决定。随着10月的临近,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削减政府开支已势在必行,及早向新任财政部首席大臣帕特里克·詹金表示同意削减教育预算已具有政治意义。结果,削减了建设小学计划和教师培训的经费,提高了学校膳费。

  节约开支并没有到此结束。由于12月石油危机和矿工罢工的影响,托尼·巴伯开始拼命寻找进一步紧缩预算的途径。基本建设支出是能够立即大量削减政府开支的唯一领域。因此,要求各部大臣将基本建设计划削减1/5,将采购物资及其它经常性货物和服务开支削减1/10。按照此项要求,我对中小学及高等教育建设计划进一步予以削减,最令人痛苦的是不得不暂停更新破旧小学;从长远意义上讲,也必然会降低学生人数的增加速度。教育和科学部1974—1975年度预算削减了1.82亿英镑——政府开支总共削减了12亿英镑。但我还是设法暂时挽救了幼儿教育计划和建设特殊学校计划。

  这时,我的思想迅速集中到正在降临政府头上的各种灾难性事件。隔不了多久,我将不得不走上街头演讲台,为我在教育部工作期间执行的政策进行辩护。我发现这样做并不难,因为几乎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如果衡量“进步”的标准得到同意的话——指拨出的金额,不是取得的结果一这几年的工作同样也取得了真正的空前的改进。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重建或修缮了将近2000所过时小学;幼儿教育取得很大发展;我提高了学生离校年龄,而工党政府一直拖延时间未予实行;如今在面积很大的教室里上学的小学生人数减少;合格教师增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增加。但我在教育部期间,花在争论教育结构和经费问题上的时间大多,花在处理教育内容这个关键问题上的时间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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