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23)

二三

　　一些人认为苏伊士运河事件表明美国人极力反对英国的大国作用，美国已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我们不应该再信任他们，欧洲进一步的一体化是唯一的答案。但我一直坚持认为，还有另外一个结论，并且是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就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如果没有取得美国的支持就无法持久。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看，苏伊士运河事件还发挥了一个未曾料到的作用。它促使美国最终取代英国成为西方利益和自由的国际经济制度的维护者，而这种力量的转移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也是必要的。

　　我虽然十分关注苏伊士事件，但并非对1956年11月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恶毒野蛮行为无动于衷。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仅几个月前曾携其为人友善的妻子访问了英国。当时，还有一件对我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一直努力改善其形象，而它对匈牙利采取的残酷的、野蛮的侮辱使其以前的努力化为乌有。数年后，我同鲍勃·康奎斯特谈起我当时的反应。我后来任反对党领袖时，鲍勃·康奎斯特给我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他在60年代后期写的《大恐怖》首次全面揭露了斯大林残杀大量无辜的情况。他说，我们在与苏联人打交道时犯的典型错误是我们认为他们会像西方人处在他们的形势时那样行事。影响他们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残酷得多的政治文化。正因为想到以上这些，1980年9月伊拉克进攻伊朗后，我要求情报部门回顾一下像匈牙利这样的事件。我们未能预测事件会发生是因为我们未能把握侵略者的心理，也就未能得出他们将采取行动的结论。

　　当然，对于匈牙利悲剧的发生，我们几乎无能为力——而且无论有没有苏伊士运河事件，北约都不会为了匈牙利去冒险打一场大战。但许多匈牙利人却不是这样想，这就更加使他们对我们的背叛感到气愤。我记得一家星期日报纸采访了一名隐藏在地下室的匈牙利妇女。她说：“西方不会来帮助我们。自由是很自私的。”听到这种指责，我感到心如刀绞。

　　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上大丢面子后，很明显安东尼·艾登不能继续担任首相了。他在这场危机中患病，1957年1月辞职。我所处的圈子里许多人都在猜测谁会继任首相——因为那个时候保守党领袖是“应运而生”，而不是通过选举产生。我的律师事务所的同事们相信女王绝不会召见拉布·巴特勒，因为他大倾向左翼了。相比之下，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被认为是右翼候选人。这一切都说明我对这两个人——特别对那个十分聪明、令人难以捉摸的，不久将成为首相的人——的过去和现在的信念了解得多么少。

　　哈罗德·麦克米伦具有任何老练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力量和弱点。他养成一种倦怠并且几乎很陈旧的风格。这不足以——也不是为了一一掩盖他背后的精明。他是一个戴多个面具的人。例如，你不可能看得出他虽然外表对什么都不在乎，但实际上是一位十分虔诚的政治家。

　　哈罗德·麦克米伦最大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成就是修补与美国的关系。这是英国恢复其信誉和地位的基本条件。不幸的是，他未能修补苏伊士运河事件对英国政界的士气造成的损害——一种十足的“苏伊士综合症”。他们从相信英国无所不能到几乎神经质地认为英国将千事无成。这总是滑稽可笑的夸张。那时，我们仍是一个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的中等强国，北约的重要国家，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伟大的英联邦的中心。

　　麦克米伦对国内事务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在他的领导下，1957年政府取消了对私房房租的控制，这就大大减少了自1915年以来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的对房租控制的程度。这是一项必要的，但决不是受到欢迎的举措。但总的来说，在麦克米伦领导下的保守党逐步向国家干预的方向迈进，而这种趋势在1959年以后变得更加明显。

　　即使在那时一些事态的发展也使我感到不安。当彼得·桑尼克罗夫特、伊诺克、鲍威尔、尼吉尔·伯奇一一麦克米伦的整个财政班子——因为1958年1月公共开支增加了5000万英镑而辞职时，麦克米伦诙谐地称之为“小小的局部困难”。我无权评论争端本身的是非，但我觉得节约公款并非是辞职的不体面的原因。只要在偏离财政道德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几步，那么最终放弃财政道德就变得容易得多。而放弃财政道德又带来自身的负面影响。这就是后来几年的情况。

　　但麦克米伦确实是一位极其精明能干的政治家。早在1957年夏天，他就已经意识到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一直在迅速提高，而这是政治成功的最好希望。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断言“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工党及批评者则攻击这一点，说这表明麦克米伦满足于现状、追求物质享受。但实际上这是对的，在政治上是有说服力的。大家有一种感觉，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过，而且这归功于私有企业而不是计划。这个国家最不愿意做的是回到那种粗布衬衣式的紧缩简朴的时代。因此，对“超级麦克”的攻击反而于己不利。

　　虽然这样，保守党人在政治上恢复元气并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在1957年10月党的年会召开时——这是我未出席的少数几次年会之一——民意测验显示对工党支持率为52％，而保守党仅为33％。更糟的是，自由党在1958年3月的托灵顿补缺选举中获胜，对我们是严重的打击。

　　直到那年夏未，保守党才在民意测验中赶上工党。1959年大选时，两个主要政党都毫不掩饰地竞相附和全国要求物质改善的愿望。保守党宣言直率地称，“保守党使你的生活更好，不要让工党破坏了。”宣言接着承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使英国的生活水平翻一番，而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则在竟选运动开始几天后宣布，虽然工党计划增加开支，但将不会提高所得税——这个承诺即使在当时的乐观的政治气氛中也是根本难以令人置信的。

　　第四节芬奇利之路

　　在此之前，我自己已经重新加入到选举的角逐之中。1956年2月，我给负责候选人事务的党的副主席唐纳德·凯伯里写信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种回到活跃政治的想法对我有强大的诱惑力。我刚开始从事律师职业时曾想全身心地投入法律工作，但是从事财税及公司事务的一点经历非但没有使我的注意力离开政治，反倒使我对法律之信念愈强，对立法机构则更加密切关注。”

　　过了一个月，我去拜访唐纳德·凯伯里。把我列入候选人名单不成问题——而且这次只考虑保守党拥有的席位中有把握取胜的。更令我高兴的是唐纳德·凯伯里是1位能够经常提供良好建议、为人友善、值得信赖的朋友。这对希望成为候选人的我来说可不是件小事。

　　我与选拔委员会打交道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54年，我争取成为奥尔平顿的候选人。1957年和1958年曾争取成为贝克纳姆、赫默尔亨普斯特德、梅德斯通的候选人。结果都是一样的。我被列入范围缩小的候选人名单，再进行一次大家认为不错的演讲，然后开始回答问题。多数问题的意图是相同的。问我家务缠身，能否有足够的时间为选区工作，我是否意识到当一名国会议员花在外边的时间会很多，花在家里的时间会很少，我一、两年后再争取进入议会是否更好。有时候，问题会更直接了当：我是否真的认为我能够在履行一个母亲的职责照顾小孩的同时承担一个议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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