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13)

一三

　　最能体现实用主义观点的党的文件是1947年5月发表的《产业宪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什么新政策，实际上连续性和共识性是其基本主题，正如战时1944年的《就业白皮书》是与凯恩斯主义（即强调用逆周期性的公共开支保持需求和就业，同时更注重正统意义上的效率、竞争和灵活性，把二者结合起来）妥协的产物一样，《产业宪章》是总体主义与自由企业相妥协的产物。《产业宪章》维护经济计划、产业“伙伴关系”和工人“协商”制度，但它继续强调有必要减少控制、减少公务人员和合理降低税收。两派的争议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保守党内继续存在。《产业宪章》给我们某些启示，它使我们党得以保持团结。但这类文件无法使人热血沸腾，对党重新执政也无关紧要。事实上，正是工党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败，尤其是1947年2月的燃料危机和1949年的英镑贬值，而不是保守党的主观能动作用，才使得政治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产业宪章》这类文件谨慎地避开了最终击败社会主义的真正战场。最终丘吉尔是对的。社会主义是否像东欧和苏联那样需要一个“盖世太保”还是只需要西方所采用的那些平庸、官僚的专制工具、没收式税收、国有化和压制性规章制度，这个问题最终取决于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的程度。在减少经济自由的过程中，如果社会主义者们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底，这将意味着消灭一切自由。我本人对这一观点包含的真理毫不怀疑。但是一些保守党人很难接受这一论点。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是我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埃德蒙·伯克本人也信奉这个主义，但对来自社会上层的保守党成员们来说，则对此常常是格格不入，不能投合的。

　　哈罗德·麦克米伦于1938年在他的影响很大的《中间道路》一书中所反映的岂不就是这种思想？他主张在大范围的生产和服务行业中扩大国家调控和计划职能。其他的保守党人则对任何理论都漠不关心，他们竟把米尔所称的“愚蠢的政党”看作是一种赞美，因此，他们把Ｆ·Ａ·海克所写的那本强烈批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著作《通往农奴制的道路》奉献给“所有政党的社会主义者”，就不足为奇了。我当时读了这本书，后来又反复阅读。

　　我不能说当时已完全理解海克的小小的代表作的涵义，只是到了70年代中期，当基思·约瑟夫给我开列的阅读书目的最上方赫然出现了海克的著作时，我才逐渐明白他提出的观点。也只是到那时，我才真正开始思考他的论点。我的这种思考是从保守党人认同的那种国家（一个法治下的规模有限的政府）的观点，而不是从我们应该避免的那种因家（由官僚们随意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出发的。在这个阶段，在我看来，《通往农奴制的道路》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无可辩驳的批判是产生了影响的，海克认为纳粹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社会计划。他认为国家对”经济或社会某一领域的干预会导致难以抗拒的压力，要求将计划进一步扩大到其他领域。在西方文明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国家计划对其产生了深层次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他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海克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计划社会的垄断倾向，这种垄断是各专业集团和工会必然要利用的。他们对社会保障的每项要求，无论是就业、收入或社会地位，都意味着特权集团之外的人不能享受这些利益，这就导致被排除者要求得到补偿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最终都是输家。也许由于海克没有英国保守党的背景，事实上他也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保守主义者，所以在谈论这些事情时他毫无顾忌，不像英国上层社会谈论这些事情时顾虑重重，使他们的社会良知受到折磨。海克很独特，而又不被众人青睐，但在彻底批判社会主义方面他并非是独行者。在这个时期，我还看过喜好辩论的记者克姆·布朗根的作品。海克用哲理表达的内容，布朗根则用令人却步的反语和尖刻的讥讽来表达。在1943年的《“人民”是谁？》一书中，布朗根的写作方法是难以想象的。在1947年出版的《我们的新主人》一书中，他不认为1945年的选举结果只不过是因为大家都失去了常识。

　　（人民）被欺骗了，这是确定无疑的，但他们愿意受欺骗……他们投票否定了生活中的适度期望，而这正是一位清醒的公民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们为吃上蛋糕并拥有它而投了票，为了存些蛋糕以备雨天之用，然后再把它扔掉而投了票。他们为多拿钱少干活，为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而投了票。他们象凯纽特国王的朝臣们一样投了票，这位国王坐在逐渐逼近的海浪面前，凭借王室的权威和毋庸置疑的意志命令海浪退去。人民可以让他们自己选择的最高统治者掌权。没有人剥夺他们的权利。但海浪在逼近。

　　因此，布朗根看到民众对工党的幻想破灭了，在他写书时这种情绪已经表露出来。这是社会主义分子应得的报应，因为他们激起了人们那么高的期望，而这种期望是无人能够实现的，更别说那些制定错误政策的人了。布朗根极巧妙地攻击道：“凡是斯达夫·克瑞普斯爵士试图增加福利和幸福的地方，那里连草都不会生长。”

　　布朗根还认为社会主义是导致无序与分裂的力量，是可能腐蚀整个政治机构的毒药。他认为工党是一个“虚弱、爱抱怨的家伙，由于它心灵放纵，对生活的看法幼稚而不现实，所以它不适合执政”。这些感受我们许多人都感觉到了，但这么强烈地表达这种感情总的说来显得不够谨慎。

　　抵制集体主义的两种可能的方式——渐进的和激进的——之间的对立，在我整个保守党的政治活动中都时有表现。但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对我最具有影响的是有关国际方面而不是内政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从广播新闻中得知在命运攸关的1945年8月6日，在广岛投了一颗原子弹。这时我正在布莱克普尔市看望我姐姐（她已从伯明翰的矫形医院转来这里）。在此之前，人们知道我们正处在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突破的前夕。我自己的学习专业以及与科学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有关的问题对我产生的吸引力，也许意味着我比大多数人更知道原子弹制造可能导致的事态发展。第二年，在美国出版的《用于军事目的的原子能》一书中，我看到（大体懂得）非常充分的阐述。然而，尽管它可能是些老生常谈，可我一听到关于广岛的最初报告，就立刻意识到随着原子弹的出现“这个世界就变样了”。或者正如丘吉尔自己在其宏伟的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说：“它影响到二战迅速结束，也许还影响到其他很多东西。”

　　核武器所蕴涵的全部科学、战略和政治意义要在若干年后才能作出估计，而且像它所涉及的科学一样，它们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但是使用核武器对人类和环境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很快就知道了。1946年冬天，我看了美国记者约翰·赫西关于广岛的报导，这篇报导最先刊登在《纽约人》杂志上，后来作为企鹅出版社丛书出版。说来奇怪，与有关骇人听闻的人体伤害、烈火、放射性尘埃和辐射引起的疾病的报导相比，更震撼人的是那些野花和小草从死灰中破上而出的苦涩而又甘甜的形象，它们的生长受到核弹辐射的畸形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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