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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2.丈夫·情人·朋友

  1848年12月底,伊包利特去世了,他病了将近两年,在酒里找寻一种人为的刺激。他什么也不吃,每天喝酒,越喝越多。死神来到了,他却没有察觉到。

  1847年,奥古斯蒂娜生了个儿子,取名乔治。

  玛丽·多尔瓦尔的外孙也叫乔治。玛丽·多尔瓦尔变老了,她退出情场,断绝了一切来往,只是一个热心的祖母。她的女儿卡罗琳娜,嫁给了喜剧演员勒内。小夫妇俩在事业上并不成功;但已有三个孩子了。玛丽的丈夫已经瘫痪,成了残废。沉重的负担压在多尔瓦尔的身上。她勇敢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巡回演出。因为在这个贫穷的家庭里,除她这个流浪女演员的演出报酬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收入。小乔治身体很虚弱。

  为了使多尔瓦尔能带孩子到南方去调养,乔治·桑给孩子出旅费。孩子却因患大脑炎而夭折,多尔瓦尔也只比孩子多活了一年。

  临死前,多尔瓦尔曾叫人通知大仲马和桑多,说她想见见他俩。大仲马跑来看她。玛丽担心会被抛到公共墓穴中去,大仲马安慰她,并答应为她买块墓地。但是小于勒错过了这最后的会面,他来得太迟了。在她的墓前,竖着一个黑色木十字架,上面写着:“玛丽·多尔瓦尔,死于悲伤。”

  在她被诅咒、被抛弃和被侮辱的一生中,她是艺术和命运的牺牲品,乔治·桑慷慨地照顾她的外孙们——雅克和玛丽长期在诺昂度假。

  肖邦没有再见到乔治·桑。1849年10月17日,他与世长辞。有人说他斯喃喃地说:“乔治·桑对我说过,我只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肖邦临终时,有几个女士站在他的床前,其中有索朗芝。乔治·桑得知这个死讯时,把肖邦过去给她的一绺环状鬈发,放在一个小纸袋里,在上面写道:可怜的肖邦!死于一八四九年十月十七日。

  两年之后,小仲马在俄国与波兰边界,发现了乔治·桑给肖邦的全部信件。肖邦的姐姐把信从巴黎带到了密斯罗维奇,因为怕信被那里的海关截去,就把信留在朋友那里。那些人为了让年轻的小仲马开心,让他看了一个法国女人的情囊,而他们根本不认得她。

  自从玛丽·达古尔和李斯特分手之后,玛丽住在巴黎。她同家里的人(除了丈夫)言归于好,她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主持政治沙龙,发表了一些严肃的作品:《论自由》《共和主义者的信》《伦理学提纲》。在写三卷《一八四八年革命史》的时候,她想和乔治·桑接触,希望这个当年参与这出历史悲剧的演员能帮助她回忆这段时间的历史。可是,这两个女人不和已经有十一年了。

  1850年11月,玛丽·达古尔给乔治·桑写信: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有人代表您向我淡了些知心话,说到我心坎上。但我还不敢沉浸在它带来的欢乐里。要是您是单身的话,我本来随时想去向您了解一下,我们间事实上破裂了的、美好友谊,是否还给您留下某些惋惜之情?您是否也和我一样觉得那友谊是永恒的,并且是一点也不能替代的呢?

  公众误以为我们相互做了对不起对方的事。如果您发现我对不起您,我随时准备忏悔。但说实在的,我认为我们两人,只有一件事情是可责备的,那就是我们少不更事。我们那时年轻,就是说我们轻信,爱挑剔,又太暴躁。我们曾天真地相信了那些恶毒的,或至少是轻率的谣传。我们自以为强烈的温情被人出卖,流露过激烈的言词。但我怀着不能夺走的坚定信念:因为如果我们在那痛苦的年代的每时每刻,透过所有愤怒的谣言背后,都能了解对方真实的思想,那么我们的友情就会真挚深厚和牢不可破。

  刚才提笔给您写信,我还很犹豫。我对您的感情对您是否还有些魅力呢?

  岁月也许是把我改变得比较好些了,但也使我变得没有那么可爱了。金发女郎翅膀不知留在哪里了,神奇的公主脱下了她蓝色的裙子,神圣的光芒已经离开了她的额头。在您充满才华的一切幻觉中,只剩下一个女人了。她性格倔强,更加勇敢,慢慢地走在一条孤独的路上,走在长长的送葬行列的最前头。


  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我还是写信给您了。您将会感到这些话严肃而又真诚。我感谢您住日真诚地对待我。

  乔治·桑,在我写这个如此亲切的名字时,我似乎看到自己又回到青年时代。所有疑虑都消失了,我听到一个声音,我们的友情将会复活,不仅亲密,而且更加坚强。我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热烈的希望了。

  而您呢,乔治·桑?


  乔治·桑并不反对这种半和好的想法。但是,在同意和解之前,她坚持要把脓肿挤干净!要澄清一切事实。她给玛丽·达古尔写信,说明了这层意思。

  说实在的,这两个女人间的友情,不可能继续存在。她们互相说得太多,写得太多了。她们彼此都知道对手与伙伴对自己的看法。过分直率,就不能相互原谅。它使对方大清楚别人的评价。这评价过去残酷无情,现在可能依然如故。没有信任就没有友谊。而且,尊重对于友谊来讲,即使是虚情假意,也比严厉的真诚更有利。此外,真诚常常也只是一种生气或怨恨的表示。

  乔治·桑的孩子们几乎没有变。索朗芝和她的丈夫在爱情与离异之间摇摆。他们因支付不了抵押的利息,法院根据债权人的请求和申诉,把纳博纳公馆贱价出卖了。女儿自己的陪嫁挥霍光了,母亲仁慈地答应给她每年三千法郎的补贴。1849年5月,一个小女孩降生在卡西米尔的家里。她就是让娜·克莱森热。

  莫里斯还是那样优柔寡断,仅有愿望而没有行动。他老是说要成家,但计划总是落空。

  1850年12月21日,母亲在信中对他说:“不对,你对结婚的看法,我并不认为是悲剧性的,不要以为我责备你的过去。”

  她劝儿子,如果真想找妻子,要在巴黎把结交的范围扩大,并且深入到各种不同的团体里。“还有别的阶层:你愿意见见达古尔夫人吗?她接受伟大思想的最芳香的花朵。我们之间已经言和了。尽管我不愿常去她那里,但你可以去看看她。她会热情接待你的,因为她渴望和解,她有几个女儿,她会接待年轻人的。然后,新朋友再介绍新朋友……”

  她特别要莫里斯经过认真的选择之后再做决定。这是很重要的事,不仅对莫里斯是这样,对她也一样。如果将来她和媳妇不和,就得离开诺昂。

  根据她自己的经验,乔治·桑提醒儿子,只有一种方法可使夫妻幸福,这就是说要诚心诚意,而不是只有些游移模糊的想法。她劝人们要保持忠贞。这可能使人惊讶。但对爱情的忠贞却是她的一贯主张。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终生的苦役。

  不久前,我就听你说,你认为不能永远爱一个人,也不能保证结婚后永不变心。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就不要结婚。因为那样你会成为戴绿帽的丈夫,那你是咎由自取。你得到的,不是个愚蠢的牺牲品,就是醋意十足的泼妇,或者你所瞧不起的骗子。

  人们在相爱的时候,总是确信对爱情忠贞不渝。人们完全可能受骗,但是相信保持忠贞,立下山盟海誓,能坚持多久就能幸福多久。要是专一的爱情不能维持一生,至少有一段美好的时光,人们可能相信忠贞不渝的爱情。

  在我看到你有自信心的时候,我就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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