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26)

二六

　　事实上，她是个风姿绰约的少妇。不过由于她比情人年龄大，而有了一些多虑。

　　我正在对过去生气。我问我的命运：为什么在我二十岁，姿色尚未失去的时候，在我正是为了让人爱的时候，没有遇见今日的于勒？而我现在年老体衰，红颜消逝，精疲力竭，却又在这感情热烈的年轻人身边……

　　每个情妇都惋惜未能将自己的童贞献给情夫。不过奥洛尔很清楚，她仍取悦于年轻的男子。她生性难以满足，喜欢感觉到勒尼奥与弗勒里两人都爱她。她梦想建立一个四人共同生活的团体：“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友谊，这一切相互依存，如此紧密，以致靠拢一个，并不就疏远另一个。我们四人之间，难道有什么思想是不一致的？”

　　其实，她并未“衰老”。她只有二十六岁，而且，除了有些不适，她的身体健康得很。不过由于她的年龄比情人大，而产生了一丝多虑。

　　卡西米尔在诺昂为所欲为。找情妇或不找情妇，全凭他的口味；喝葡萄酒还是喝清水，全看他是否口渴；是攒钱还是挥霍，全由他的兴趣；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奥洛尔认为丈夫享有的这种极大自由是互惠的，这样才公正。要不然，对她来说，他就是变得可鄙、可恨。而这正是他所不希望的。因此，她也完全会独立自主：去拉夏特尔还是上罗马，是半夜归家还是六点归家，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事。

　　因此，当她决定7月份回巴黎定居时，并未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她的母亲、姨妈和哥哥都指责她。她则反驳，让他们住口。

　　劝说妹妹无效，伊包利特便反过来安慰妹夫卡西米尔：“你妻子希望得到她的自由。她希望无拘无束地自由活动。对于她，你不是个坏丈夫。在这里与在家乡的人们正确地评价你。让她这样做吧。如果她因此倒霉，那她别来怪你，也别来怪我以及她的亲戚。既然她一意孤行，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你可以干的，就是打定主意，不要烦恼，保持沉默，管理家产，照料孩子……”

　　重新回到巴黎后，奥洛尔住进了圣米歇尔滨河街的住所。那是广场弯角上一座大房子的屋顶室，三间房朝向阳台，看得见天空、流水。空气流通，燕子飞翔。远处矗立着圣母院。

　　为了购买一些家具，她不得不向拉杜什和杜利—杜弗莱斯纳各借五百法郎。而怎样偿还这笔巨款，却让奥洛尔犯难。

　　于是，她不得不给丈夫写信求援：

　　我确实十分朴素地生活，没有半点奢华。我的家具是胡桃木和甜樱桃木的。我的住室在六楼，我必须继续这样过下去。如果你让我掌握我每月的生活费外，另外给我几千法郎，那就让我方便了。我觉得，你通过向拉夏特尔的人借，可以弄到钱。对我来说，此间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买了些住家必需的东西，没打算哥哥和丈夫会让我除了向陌生人伸手借钱还急债。我本应更好地了解我该指望的东西！我给我的地毯商签了一份票据，二百五十法郎，八月十五日付清。我母亲借给我二百法郎。现在必须生活下去。我还需要一些物品，一顶帽子，几双鞋子。另外，还得给一个木匠三百法郎。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尽可能节省，除了乞讨与还债以外，我别无他路可走。我知道只有一条路，就是尸体认领处。它就在我的窗户对面。每天，我都看到一些人，就因为缺少二十法郎而寻死。我总不能喝西北风过日子吧。我等你的答复，以便向一些外人交涉。祝你吃得香。

　　八月初，她哥哥伊包利特来看望她。她对他大诉其苦，并指责娘家人对她怎么、冷漠。

　　伊包利特不愿独自承担责任，他给卡西米尔写信：

　　我看望了好几次奥洛尔。她对我表现得大不公道了。她尽可能让亲人们远离她，然后指责我对她自私，冷漠。她对我说，她有三天饥饿难当。我妻子和我邀请她二十次，可她连一次也没接受。怎么办？我不知道。她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贫困，可对此又惊愕。她原以为能在文学上挣钱。在这方面，看来她已幡然醒悟。她最近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如果我与你串通一气，让她既远离孩子，又处于经常不断的拮据之中，她就要投水！她叫我将此事告诉你，以免出现她死亡，令你自责的事情。我自己提前给她五百法郎，可以支持到十月。她开了一张凭证。我相信你将偿还，因为说到底，尽管她的行为荒谬，但不能让她处于困境，陷于忧伤的想法之中，从而可能走入绝境，使我们永远也不能良心轻松。我告诉她，你大概不会拒绝支付她的家具款，并会继续供给她生活费。我对她说，如果她不让第三者涉足于她和你的协商，而是对你表现出友好和信任，那么她从丈夫那儿得到的，就会比该得到的更多。这些话说得她哭了，我也落了泪。因为尽管她头脑古怪，我们终究还是不能阻止自己爱她。她答应我九月份回诺昂。

　　奥洛尔确实回了诺昂，不过于勒同时也在拉夏特尔住下。而且两个情人的生活，几乎和在巴黎毫无二致。

　　他们在一起写长篇小说《玫瑰红与雪白》。有个名叫雷诺的出版商同他们签订了合同，答应每卷交稿后，支付一百二十五法郎，三个月后再付五百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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