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54)

五四

　　对这些伊朗人来说，那个“大恶魔”是苏联而不是美国。这些人决非什么“温和派”，但是培养这一派人就会使将来德黑兰发生的变化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们的另一个抉择是无所事事，任凭必然的变化发生，抱着乐观的希望。决定还是“伸出手去”。

　　这是有风险的，但在世界那个不稳定的地区，任何政策上的倡议都是有风险的。有时总统们在涉及我国国家利益时不得不担些风险。根据我们自己的情报来源和我们从靠近该地区的友好国家得到的情况，总统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当我在1987年5月初写到这里的时候，国会调查人员和一位特别检察官正在调查最后会变为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的每方面的情况。当时我不知道几个月后会出现一些什么新的事实，所以我不愿猜测其他人在这种事中所起的作用。

　　但是说了上面的话，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中还是有一些因素，我知道并不是明天、六个月或六年以后会变的。今年初发表的托尔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已披露了其中的一些因素。其他内容是涉及未来的政府如何吸取教训，不重蹈复辙。

　　我先谈一下我知道些什么情况和什么时候我才知道的。

　　我所了解的是，我们通过以色列人，向伊朗的一派作了“伸出手去”的努力，卖过武器，人质问题好像也成了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事后，记者问我，我为何不了解更多的情况。答案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负责这一行动的人都把它分割成好多方面了，像七巧板中的板块那样。直到1986年12月，我才第一次有机会了解整个情况，当时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维·杜伦伯杰向我汇报了该委员会对此事的初步调查情况。

　　戴维告诉我的情况使我有这样的感觉：我被蓄意排斥在涉及伊朗行动的细节的一些关键性会议之外。我也向我的办公室主任克雷格·富勒谈了这一感觉。这是我最初的反应，但我也只是对了一部分。不只是副总统被排斥在外，被排斥在外的还有白宫决策过程中的安全保障，首先是涉外事务中安全保障的关键——国家安全委员会。

　　从长远来看，“伸出手去”意味着为霍梅尼死后的伊朗成为一个中东稳定的、非破坏性的力量铺平道路。这是一个很难反对的想法。但是从短期来看，这意味着向伊朗人出售价值120O万美元的陶式反坦克导弹。这又是一个难以吞下的想法，直到伊朗和其他国家总军火贸易达到80亿美元的情况下，才有人向总统提出此事。

　　问题是，向世界上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主要支持者中的所谓“温和”派出售武器，是否与政府不同恐怖主义者打交道的政策背道而驰。但是正如总统认为的那样，“伸出手去”是单独的，不属于那个政策的范围。总统认为，我们并未把武器卖给绑架者，因此我们没有同恐怖主义者谈判。

　　这是一条很巧妙的界线，但是与政府内部了解总统对人质关心的人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尽管总统没有公开细谈这一问题，这已成了白宫内部压倒一切的问题。他会见人质家属，并与他们保持联系。他感到，个人和官方均有义务使美国人质返回家园。

　　就我而言，我同意总统的意见。我们需要从长计议，同霍梅尼死后的伊朗发展一种不太敌对的关系。我也分担了总统对我们美国人质的关心。但是使我感到烦恼的是——我要表达这些担忧——美国卷入了一项重大外交政策倡议，对如何实行这一倡议却控制有限。诚然，我们在与一个忠诚的盟邦以色列一起工作，但是有时甚至连以色列人都表示，他们也弄不清伊朗反复无常的政治形势。

　　1986年8月，当我访问耶路撒冷时，有人要求我会见一下以色列反恐怖主义的主要专家阿米拉姆·尼尔。我去以色列是为了同那儿的领导人谈论美以全面关系。我的办公室主任克雷格·富勒接到了尼尔打来的电话，尼尔说，他要向我汇报。克雷格并不知道我们同伊朗的接触，我也真不清楚尼尔是何许人。早些时候，国家安全委员会内的海军陆战队中校奥列弗·诺思提出要我见见尼尔的要求。

　　尼尔的官方头衔是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的反恐怖主义的特别助理。但是，有些情况使我不安——不安得使我半夜起来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任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中将挂了一个保密电话，弄清楚他是否知道这一要求。接线员未能联系上波因德克斯特，还是接到了诺思那儿，对这次会见，他要我放心。他说，原先这个要求是由我们访问国的东道主以色列总理佩雷斯自己提出来的，我这方面只不过是“听听”，听尼尔给我介绍情况。

　　我在大卫国王饭店我住的地方会见了尼尔，富勒在场作记录。尼尔是一个30岁出头的人，一个像奥列弗·诺思那样的一种人，看上去和说起话来的样子好像他宁愿在实地干事，也不愿坐在办公桌旁。我们的会见持续了25分钟。他详细谈了他称之为我们的伊朗倡议的‘两层意思”的背景。第一层是策略性的（“释放人质”），第二层是战略性的（与伊朗建立接触，一旦发生变化，我们可有所准备”〕。我了解到，原来的想法是向伊朗那些更可能同西方友好的派别“伸出手去”。但尼尔谈的是先同一批（“温和派人士”）一起工作，然后再同另一批（“激进分子”）接触，因为后者对释放人质有更大的影响。可是，他并没有确切地讲清楚那些人是谁。因此当我们的会见结束时，我仍然感到我们对这一行动缺乏控制。

　　尼尔提供了一些七巧板的板块，但正如托尔调查委员会指出的那样，只有少数人才能把情况拼凑起来。

　　譬如，我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任巴德·麦克法兰于1986年5月曾秘密访问伊朗，当时由诺思中校陪同。麦克法兰之行是得到总统批准的。他坐了一架以色列空军707飞机飞往德黑兰，机上载有陶式导弹发射器。但我与总统一样，直到1986年11月才知道诺思和接替麦克法兰的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中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进程之外搞了一些其他的秘密活动。

　　当诺思的活动——包括可能把向伊朗出售武器的资金转用于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之事——在11月的第3周公之于世时，报界还将此事说成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动。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奥列弗·诺恩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他是该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波因德克斯特手下工作。

　　我认识奥列弗·诺思这位海军陆战队中校还是在他搞格林纳达行动的时候。他是一位受过勋的越南战争中的老兵。他由于工作努力，能“把事干好”而受到白宫周围的人的重视。他的活动范围从中美洲的丛林一直到民众团体的午餐，并向那儿的听众讲美国的外交政策。但诺思仍然是一名工作人员，而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这对未来的总统是一个很重要的界限，如果他想避免无法控制秘密行动的话。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成员有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47年成立该委员会的法律（该法也规定成立中央情报局）明确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宗旨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内外政策和军事政策的总的方面向总统提出建议……”

　　这已清楚得很，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为了向总统提建议，不是承担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去搞秘密活动。虽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承担了一项秘密行动，但它并不打算去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在整个过程中，从头到尾从未正式在一起讨论过有关伊朗的倡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从来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来考虑这一行动各个阶段的情况——不仅是其可能有的好处，而且还有这一行动可能面临的问题和隐藏着的危险。

　　曾在艾森豪威尔主持下的白宫工作过的布赖斯·哈洛，有一次曾谈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8年举行的一次会议。当时会议决定派遣海军陆战队进驻黎巴嫩去支撑加米耶·夏蒙总统摇摇欲坠的亲西方政府。据布赖斯回忆，艾森豪威尔在听取了有关确保该行动成功的准备工作的汇报之后，转身向着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说，“福斯特，我很高兴，为了使事情顺利进行，我们作了一切努力。现在，请告诉我。如果事情出了差错，我们打算怎么办？

　　从这一例子来看，总统本人是一位敢冒很大军事风险的专家，他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是提出问题——研究总统在批准一项外交行动，特别是在中东冒很大风险的行动前，他需要考虑的正反两方面意见。

　　里根总统在伊朗问题上从未得到那种全面建议的好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咨询机构就在那儿，可是没有被利用，相反，人们越过了它。总统得到的情报和建议是支离破碎的——仅仅是七巧板的一些块板，不是全貌。

　　未来的总统可以从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中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呢？一个经常为大家忘记的老教训是：不要寻找捷径，不要试图去阻遏这一进程的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按规律办事。

　　第一条规律是：在拟订和执行一项秘密行动时，要不折不扣地按法律办事。

　　第二条规律是：决不要试图去与恐怖分子搞什么交易。

　　回想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些信号，向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警告：伊朗的倡议会引起麻烦。事实证明，乔治·舒尔茨和卡普·温伯格也对此有过很大的怀疑。如果我早知道这一点并要求总统召开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他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计划，可能会看作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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