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31)

三一

　　第六章　我已经收到上帝的邀请

　　1975年　北京

　　在我就任美国驻毛的中国联络处主任刚刚一个月的时候，亨利·基辛格将访问北京。这是我就任后在外交上遇到的第一个大挑战。

　　在70年代中期的那些年里，如果你是福特政府的一名成员，只要说出“中国”这个名字，不管亨利·基辛格在哪里——开罗、耶路撒冷或者巴黎——他的触角都会颤抖几下。中国是亨利的私人外交领域，是他取得最大外交业绩的地方。

　　基辛格突如其来的北京之行已经过去四年了。那是尼克松总统对中国采取的历史性主动行动的第一步。现在尼克松总统已经下台，但他的国务卿仍然指导着美国总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

　　我接替戴维·布鲁斯担任美国驻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使节后，很快了解到这一点。

　　我的任命是福特总统邀我到椭圆形办公室讨论我在他的新政府中应当担任什么角色问题时作出的。曾考虑我担任的第一角色副总统的职位已由纳尔逊·洛克菲勒出任。福特在宣布他选择洛克菲勒之前，曾打电话通知我这件事。当时他提到我们将尽快全面的“讨论未来”。

　　谈到未来，就巴巴拉和我来说，我们能想像的最美好的“未来”是让我们尽可能远地离开刚刚过去的事。在尼克松政府最后几个月里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成了我的一场政洽恶梦。尽管我们留恋华盛顿，但如果有人能在那个时候向我们提供一个合适的工作，那将是离开这座城市的好时机。

　　当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作客时，总统首先感谢我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做出的贡献，然后提到有两个重要的外交职位即将出现空缺，一个是驻英国大使，一个是驻法国大使。

　　但是我另有考虑。戴维·布鲁斯正打算离开他的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职位。我向总统提出，如果允许我选择的话，这才是我所希望得到的职务。

　　福特在烟斗里填满烟后抬起头来说“中国？”显然他感到惊奇。

　　我再一次说：中国——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并且在有这种可能的时候。

　　巴巴拉和我已经谈过这件事。我们已经作出了决定，就像我们在1948年决定类似的事一样。那时我们决定不干那些老一套的工作，而打算到西部去。现在我们同意，如果总统让我们在海外职务中进行选择的话，我们将要求去远东。到伦敦或者巴黎这些重要的使人垂涎的地方任职对前程是有利的。但去北京却是一个挑战，前途未卜。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出现，在未来的岁月里，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将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就美国的亚洲政策而言，就其全球政策来讲也是如此。

　　美国同人民共和国当时还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因此，我的任命不需要经参议院批准。但是这需要得到亨利的合作，因为在美国政府里，没有一件有关中国的事不得到他的审查和同意会获得通过的。

　　亨利深恐泄露中美关系的情况，以至于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我担任新职务而进行的情况介绍会都是秘密进行的。

　　有些我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文件，比如导致发表1972年《上海公报》的尼克松同毛的谈话这样关键性的文件，都由亨利的幕僚严密保存着，我只有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幕僚和中国问题高级专家之一理查德·所罗门的私人办公室里才能看到这些文件。

　　基辛格的专长是欧洲事务，而不是亚洲事务。但是，他是从全球战略和安全的角度来观察美国—中国关系的。他公开讲，对华政策只能由他及他最亲密的助手如所罗门和当时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蒲·哈比卜以及国务院对外政策规划处处长温斯顿·洛德来掌握。

　　在我动身赴华前，亨利向我保证，他和他的助手们将把美中关系的任何情况全部通知我。就美中关系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华盛顿进行的而不是在北京。亨利同我的对手即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大使经常在华盛顿见面。和戴维·布鲁斯一样，我也发现，要得到国务卿同中国人之间私人谈话的任何一点情况，都得同国务院费一番口舌。

　　1974年9月中旬结束情况介绍会后，巴巴拉和我便动身赴任。我们家庭的新成员C·费雷德·布什在飞机货舱里和我们同行。

　　C·费雷德的名字是按照我们在米德兰及休斯顿时的朋友C·费雷德·钱伯斯的名字起的。当巴巴拉问黄镇大使可不可以带我们的新家犬到北京时，我们第一次领悟到在我们的新职务中将会遇到某种文化冲击。

　　“一只狗？”黄说，然后点点头说，“当然可以，把它带去嘛。”接着又问，“是不是一只袖珍狗？”所谓袖珍狗，据说是中国人对小狮子狗的称呼，因为旧时的满清宫员经常把这种小狮子狗放在衣袖里。在毛的中国，革命前的那种“袖珍狗”已不再得到人们的欣赏。

　　C·费雷德通过了这一关，但当到达中国后，它又成为对中国人的某种文化冲击。从40年代内战结束后人民共和国为防止疾病传播而开展灭狗运动以来，狗在中国已经非常稀少。当我们带费雷德散步时，中国人竟张冠李戴，指着它叫“猫！”还有一些人表现好奇，也有个别人害怕。巴巴拉自然而然学会的第一句中国话是：“不要怕，它是一只小狗，不咬人。”

　　在现代中国，狗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在我们抵达中国不久参加的一次晚宴上，正式菜单上曾有一道荣称作“五香肉”。我们回家后把这份菜单拿给一个熟悉中国文化的职员看，他解释说，我们刚刚吃过的这道菜是用中国野狗的上嘴唇烧的。

　　基辛格是在我到任一个月后来访问的，那时我同约翰·霍尔德里奇副主任为首的美国驻中国联络处30名官员刚刚熟悉。约翰身高六英尺以上，曾是一名大学运动员，体格魁梧，在外交场合颇引人注目。他是一位中国问题学者，后来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然后又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其他高级官员包括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唐·安德森，经济处主任先是赫伯特·霍鲁威兹，后来是比尔·托马斯，以及我的执行助理詹尼弗·菲茨杰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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