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27)

二七

　　关于担任一项新工作时怀疑者不信任你能做好，我要说的第二点是：这加强了我竞争的本能。他们提出了挑战，我下决心要证实他们是错误的。

　　我也像多数美国人一样，在1945年联合国创立时曾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但到70年代初期，我的认识已有了巨大的变化。联合国作为“和平的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像又一盏明灯一样暗淡下来了。

　　许多美国人觉得难以接受的是，联合国即使未能达到人们的期望，然而仍然起着有价值的作用。在政治领域中，它也许基本上是无所作为的，有时甚至起反作用。但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自50年代初期在朝鲜到7O年代和8O年代在中东一直起着很好的作用。而且联合国在科学、医学、农业及空间技术等领域，更不要说在援助难民和饥饿者的人道主义工作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过，在我听取了详尽的情况介绍后，于1971年3月初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赴任时，我对联合国的局限性。或者我本人作为美国在这所“玻璃宫殿”里的首席代表的作用，已经不抱幻想了。我在那儿应是我国政策的积极鼓吹者，而不是消极辩护者。就像我在上班第一天工作结束时对《休斯敦邮报》记者弗雷德·博纳维塔说的，“我来到了这块不得安宁的土地上。”

　　是的，我……一头撞到雅可夫·马利克这垛石头墙上。

　　在我的记忆中，雅可夫·马利克是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表情严肃、态度固执的发言人，那时安理会的辩论经常在电视上转播。马利克是让俄文“不”为英语世界家喻户晓的冷战初期苏联外交官之一。他不断地使用大国否决权来阻挠联合国采取苏联人所反对的行动。

　　1950年，由于马利克的退席，联合国才得以不被否决地通过决议，使保卫韩国成为国际性的，而不只是美国独家承担的任务。

　　20多年过去了，马利克再次出现在联合国，现在他的头发变白了，但是他的本性并没有变化，这一点我在出席第一次正式会议时就发现了。

　　对于新来到联合国这个国际场面的人，不管是美国总统还是大使，苏联人总有一种可以预料得到的欢迎方式，要给他个下马威。他们试探试探这个新人，有时故意挑起对抗，以观其反应。

　　我刚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递交了国书，几乎还没有在办公室坐定，我的副手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就进来报告说，马利克已经要求召开一次四大国大使的特别会议，即英国的科林·克劳爵士、法国的雅克·科斯久什科-莫里泽。马利克和我，来处理以色列立即撤出1967年六日战争中所侵占的阿拉伯领土问题。该问题早就列人联合国的紧急议程，但是马利克选择了这一特定的时间来催促迅速采取行动。

　　会议刚一开始，马利克就发表起长篇演说来，指责美国在撤退问题上听命于以色列。我说，这叫指控太荒谬，不值一驳。我进一步说，如果苏联人就是这样行事，那么他们并不是真正想要和平解决中东问题。

　　这就是我参加联合国工作的入门仪式，也是马利克说的“欢迎进入外交界”的方式。

　　在我任驻联合国大使期间，作为东道国的首席代表，我可受够了苏联式的外交那一套。马利克经常打电话来，就俄国人遇到的不便或遭到美国公民骚扰等事向我提出抗议。

　　有时，即使苏联人的抱怨是合理的，也惯于在坚持他们的观点时走得太远。

　　例如，有一次发生了一件讨厌的事情，一颗子弹射入了苏联代表团驻地的一套公寓房间。当我的代表团打电话来报告所发生的事情时，我正与比利时人共进晚餐。我立即与我们的苏联问题专家迪克·库姆斯一起赶到现场。他们的一个克格勃人员迎接了我们。他匆匆忙忙把我们领到11层，然后带进房间，让我们看遭到破坏的情况。一个窗户破碎了，子弹擦过冰箱射人墙壁。纽约城一个久经磨炼的侦探正在仔细地检查墙壁上的弹坑。

　　然后，在我们见过了住在该公寓房间的受惊的家庭后。一个负责人——不是马利克本人，而是他的部下，朝着我叫嚷说。这是蓄意的挑衅，不可能没有我们参与就发生。

　　此时，我便采取了对付苏联人的蛮横指责的既定方针—一以攻为守。我说，“这不是事实。而且你也知道，”（尽管他很可能并不知道，因为在俄国不会在政府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生“意外事件”。）然后，我指着正在收集墙壁内子弹碎片的侦探又说，“你看到那个官员了吧，他是美国最好的子弹专家。我们指定他来破这一案子，因为我们决意要找出究竟是谁干了这件事，而且不管他是谁，都要送交法庭审讯。”

　　这样做似乎安抚了俄国人。而且这也不会使纽约城的侦探不高兴，虽然我以前从未见过他。

　　但是，基本事实是纽约的警察在破这一案子。此后不久，他们逮捕了一个人，指控一个保卫犹太人联盟的成员拥有上述事件中使用的来复枪。

　　在上述事件中，法庭将那个嫌疑犯释放了。但是，我在联合国任职期间，保卫犹太人联盟还被牵涉到其它一些暴力事件中去。我能够同情他们的事业—一抗议苏联犹太人遭受迫害，但是我对保卫犹太人联盟的领袖拉比·迈尔·卡亨明确表明，我不认为他为这一事业做得好。

　　有一天，卡亨到美国代表团来要求见我。当时，我正要到联合国大厦去。我的一些工作人员说，卡亨是、一个挑起对抗，让报纸作为头条新闻来报道的专家，故建议我们从后门出去。我决定不这样做。

　　当我向前门走去的时候，等在接待处的卡亨站起来挡住我的路。

　　他问道，“你为什么不愿与我谈话？我只要求进行一次对话。”

　　我一面向街上走去，一面告诉他，“因为我已经看到你要对话的意思，那就是射向苏联大使馆的子弹。我不能宽恕你们那伙的暴行，就像我不宽恕阿拉伯恐怖主义者对犹太人的暴行一样。”

　　最坏的一个阿拉伯恐怖主义者行动，就是在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杀害以色列运动员，它导致我在联合国历史上第二次使用了美国的否决权，以反对1972年安理会的一项决议，因为此决议谴责以色列袭击巴勒斯坦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基地，却没有谴责导致这一袭击的慕尼黑暴行。

　　这是一个一边倒的不负责任的决议，这在当时的联合国很典型。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大会获得了多数，攻击西方，特别是美国，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与此同时，这一国家继续承担着联合国将近1／3的预算。每当美国受到攻击时，尼克松总统从不忘记提及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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