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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8月中旬的一天,当总统宣布日本人已提出求和的时候,我正驻扎在弗吉尼亚大洋海军航空站。巴巴拉和我那时住在弗吉尼亚海滩。总统的通告是在下午7时发布的。几分钟内,我们附近的街道上挤满了水兵、飞行员以及他们的妻子及家人,一直庆祝到深夜,我俩也参加了。回家前,我们到附近的一个教堂去,那里挤满了另外一些人,他们正在作感恩祈祷并悼念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四年之后,战争终于结束了。

  我们仍然还年轻,新的生活就在我们的前面,世界获得了和平,那是最美好的时刻。

  耶鲁队安全打是大胜主因

  耶鲁棒球队在弗兰克·奎因和沃尔特·格兰惠姆令人印象深刻的投球以后能够后补几个精彩的垒安全打,这是今年春季连赢六场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耶鲁击球领头是鲍勃·詹姆斯,一个二年级学生的外场手……他目前的击球率为0.452。而另外三名正选选手的平均击球率优于令人羡慕的水平0.30O。

  已经初露锋芒的乔治·布什是一位漂亮的垒手,击出0.167的水平,但他已发展成一位打远球的击球手,使对方的外场手们疲于奔跑……

  《纽黑文记实晚报》

  1946年春

  是什么使我来到得克萨斯州

  说真话吗?但愿我早该作出这样的回答:“一个有油水的职业性棒球的合同”——这类合同是我的队友弗兰克·奎因在他学完耶鲁课程后从红索克斯队那里拿到的(在那些日子里所谓“油水”是指5万美元以上的报酬;如果弗兰克今天仍处于青春年华,他会每季赚10O万美元)。

  弗兰克是一位出众的大学球手,他帮助我们球队在1947和1948接连两年取得了东部地区大学校际比赛的冠军称号。我是在1948年当上棒球队队长的,当时人们称我为“一个优秀的一垒手”,我是很高兴的。但当击球时,我被严格地排到击球次序的后一半队员中。“守得好,击不中”,人们在那段时间里对我这种球手作如此的描述,至少我在耶鲁开始打棒球时是这样。但我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待我上四年级时,人们对我有了一个较好的描述,说“守得好,击得妙”。

  有一次,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举行的一场球赛中,球打得特别激烈——我想我是五次得4分,还有两次多垒安全打——当我打完离开球场时,一些搜罗人才的球探靠近我,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受到职业选手的试探。

  然而,在如何改进我的击球技术方面,我确实得到许多忠各,这些忠告不仅来自耶鲁的教练伊桑·艾伦,还来自球场管理主任莫里斯·格林伯格。在第一季度里,莫里斯有几次在击球手区对我进行观察,然后来到巴巴拉和我在查佩尔街住的公寓,并由门下塞进一张条子。“亲爱的先生,”信是这样开头的。他接着写道:

  从本季度一开始看了你打球后,我确信,你没有更多击中球的原因是你并未真正猛击球。我相信,如果你在挥动球棒时,加大些力量,你会提高击球平均率达100%。我注意到你在本垒区并不追逐任何坏球,然而,利用你的好眼力,我建议你可试验一下上述意见。

  你的朋友莫里斯·格林伯格

  我读了这封信后的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给莫里斯并感谢他送来条子;我的第二个反应是觉得他也许是针对某些事情而说的。我早已对击球技术诸如如何准确击中、拉棒击球、安全打至对方场地等有浓厚的兴趣。我当时是采用防御式的挥击。三击出局的次数不多,但也有,或者在一垒就出局。道理是同样的:没有风险,没有得分。所以我决定听取莫里斯的忠告,准备花更多的练习时间去击球。那并未能使我得到一个职业选手的合同,但确实在我打最后一场球时,我的平均击球率达到了令人羡慕的0.28水平。

  那是1948年6月我从海军复员归来并进入耶鲁的两年半之后,在密执安州卡拉马祖举行的大学世界联赛决赛的日子里。像40年代后期其他结了婚的老兵一样,我是用快速办法得到学位以弥补失去的时间。那时的大学已有点不一样,不是弗兰克·梅里威尔所说的那种战前的校园生活了。

  由于某种原因,巴巴拉、小乔治(生于1946年7月)和我搬到校园外去住了,住在一栋破旧的老房于里,它被分成一些小的公寓套间,确切地说共分成13套小公寓。战后住房的短缺现象并不严重,但是另外还有12家老兵家庭和我们共住这幢房子,除了比尔和萨莉·里德尔有一对双生子外,其他每家只有一个小孩,总共4o人。

  但是,这座山居路37号寓所在面积方面所欠缺的已由其它方面补上了。但你住在一幢有4O人的房子里,大家一天24小时在一起,你要么设法互相喜欢,要么就搬家。我们在山居路37号同一些人结成了亲密和永久的友谊,并且纽黑文的这个住址是无与伦比的,它就在耶鲁大学校长查尔斯·西摩的隔壁。

  在校园中,只是有一点政治行动主义的踪迹,低我两年级的比尔·巴克莱正准备以他的第一本书《在耶鲁的上帝和男人》来搅乱校园生活。但是,除了同意头版新闻冷战的开始、从俄国人接管东欧到封锁柏林之外,我没有卷人政治。校园里其他绝大多数老兵也有同感。我们是一家杂志的作家把我们和30年代的年轻政治活动家相比较而被称为“沉默的一代”成员。但是,我们并非真正保持沉默或不关心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而只是因为在四年战争之后,我们有许多事要赶着去做。我回来过着平民的生活,感到需要取得我的学位,并且要尽可能快地进入商界。我有一个家庭需要供养。

  我主修“沉闷乏味的科学”经济学,但发现它一点也不沉闷。我喜欢这门课程。我刻苦学习,在班上学习成绩很好,因而获得φBK联谊会会员及其它荣誉。从专业上说我选修的学科是社会学,但这仅仅指专业而言。就我关心的广度所及,我真正的选修科是足球和棒球,特别是棒球。

  我像小孩那样最看重的球员是卢·格里克,一位杨基队的第一击球手。格里克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打球,并且树立了在赛场内外具有从容美德的楷模。没有浮华不实的作风,没有卖弄花式动作,是理想的运动员。他能接球、击球、重击球,并在紧要关头获得成功。他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和球队队长。

  我从未同格里克见过面,但我上大学四年级时他的队友“贝贝”鲁思访问耶鲁将其自传原稿赠予校图书馆之际,给了我一次很好的机会。那是在我校对普林斯顿大学进行一场比赛的那天下午,我以球队队长的身份参加了赛前赠送仪式。当鲁思将原稿递给我时,他的手颤动了,他的声音勉强能让人听得见。显然,他正在一天天接近癌症死亡线,但是一个年轻而有自由精神的“贝贝”身上应有的某些东西依然存在,而且很有生气。他眨着眼说:“你知道,写一本这样的书,不能把每件事都写进去。”这次仪式是他最后几次公开露面的一次。

  几个星期之后,我最后一次穿上棒球赛的球衣。那时耶鲁正在密执安州卡拉马祖的海厄姆斯运动场参加1948年度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大学世界联赛。我们正在争取第二年的全国冠军。作为东部地区的优胜者,我们曾在1947年举行的第一次大学世界联赛中输给加利福尼亚队。当我们放弃了有目的占垒行动时,有两人出局,这时转折点来了,我们根据推测打球:加州队的投球手正要上场投球,我们猜测他会三击不中出局,或者击小腾空球。不过,那时侦查对方球路的方法和现今不同。加州队的投球手是杰克·詹逊,他后来成为波士顿红索克斯队最好的右手重击球手之一。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们赛球时,加队到底特律闹市去了。

  我们在1948年没有遇到好运,在三场两胜赛中以一比二输给了南加州队。斯帕基·安德森仍在努力设法使辛辛那提红队和底特律老虎队进入世界冠军赛。当时他是特洛伊人队的击球手。在第一场第九局的比赛中,他们使他连得三分。在第九局决结束时,我们反攻了。垒上都占着人,没有人出场。随后,就那样,南加州队打出三重杀,从而结束了比赛。第二天,我们由于有弗兰克·奎因作我们的排球手而获胜,但特洛伊人队拿下第三场和优胜称号。

  连续两年未能夺得全国冠军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但是,能直接参加夺取称号的一场比赛,也是我们球队感到骄傲的一件事。我们已经打败了东部一些最好的球队——北卡罗来纳队、纽约大学队和伊利诺斯队——取得了参加大学世界联赛的资格,为此我们感到骄傲。我们队里再不会发生功亏一策、可能毁掉另一个好季节的事了。

  为此,我们应该感谢教练伊桑·艾伦,他总是正确地处理事情。还有,我们大多数人曾在战争中服过役。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会比输一场球赛更坏。无论如何,我们在1948年离开卡拉马祖时,仅仅感到有点失望,而并没有被压倒。

  我从卡拉马祖直接回家,将我的1947年出产的史蒂倍克牌轿车加上油,同巴巴拉和小乔治告别,开始长途驾驶到得克萨斯州去。毕业典礼已于联赛前举行过了。艾迪柯钻塔的一份工作正等待着我。南行途中,我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城停留一段时间去观看了一场球赛。弗兰克·奎因已在那里,为红索克斯南部联队赚他的额外津贴,这个爱尔兰人后裔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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