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独钟(31)

三一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思想本身是外来的，因而很难被大多数遗传学家所掌握，而且还在于麦克林托克所提出的这种证明，或者更确切说所形成的模式，同样也是难以被接受的。当麦克林托克最初在一九五一年冷泉港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她的工作时，她着手描述在六年多的时间里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一个体系——她研究那种植物几乎有三十年了。她对玉米的了解，其熟悉和透彻的程度甚于任何一位读者。此外，当时她总是习惯于独立进行研究，对这个特殊体系所进行的六年研究工作更是与世隔绝的。的确，她几乎逐日与威特金交谈，并定期与罗兹（以及斯蒂芬斯）通信，但是这种交流绝大部分是单向的。她单独地发展了她的思想，而没有不断地与同事们进行讨论以相互增进了解。一旦落实了细节、搞清楚了模式之后，她所面临的工作就是让其他人也了解它。要完成这一工作，她需要一种和她的读者一样的论述语言。

　　科学家和科学的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科学语言”在本质上是精确的，使用它的人必须理解彼此所讲的话的意义，即使他们不同意也罢。但是，事实上，科学语言并不象普遍相信的那样与普通的语言有所不同：它也常常不精确和模棱两可，因而很难被正确理解。此外，新理论（或论点）即使有的话，也很少通过条理清楚的归纳、演绎、核实（或证明其不存在）等方法建立起来，也很少以简单的方式受到辩护、否定或者被接受。实际上，科学家们将科学的方法论的规则与大量直觉、美学和哲学信奉的混合物结合起来。有时候，称为超理论或者超逻辑的思想组成部分，在新原理或新定律的发现上的重要作用是得到普遍承认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爱因斯坦的描述：“这些基本定律不是通过逻辑的方法得出的，它只通过直觉，并得到实验的有力支持。”

　　但是，这些超逻辑的组成部分在说服力和接受方面听起的作用（使论点可信）讨论得较少，部分是因为它们不大明显。论点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是由共同的实验方法所决定的，是由以共同的语言交流这些实验的广泛实践方法所决定的。这些方法很难确切的领会，这是因为它们是这样的普通，因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当我们摆脱了这一思想的影响时，只有当我们能够以共同的语言逐渐取得一致时，我们才能意识到不清晰的前提和虚构的实践这些缺陷，并增加相互的谅解。

　　甚至那些非常易于提供确定数量的课题，论述也大量地取决于惯例和说明——这些惯例是多年来共同的实践和参加活动而得到的。因此，甚至理论物理学的一个论点——所有的科学中最数学化的科学——也取决于一个公式里所用术语意义的公有概念、取决于公式和它们所代表的过程的关系。当这样的共同“语言”不存在时，论点就不再有效，即使公式是无懈可击的也罢。

　　新近出版的弗里曼·戴森的自传体回忆录特别阐明了这种不同的“语言”在物理学中所起的作用。戴森回忆说，他自己的地位是理查德·范曼的卓越但又很难理解思想的“解释者”。他发现范曼不能和汉斯·贝蒂和其他大师们交流思想，就作出决定，他的工作“应该是懂得迪克（范曼）并用世界上其他的人所能懂得的语言解释他的思想。”显然，范曼试图自己解释他的简单但非正统的方法并没有成功，“没有人懂迪克所说的一个词。”而当戴森最后知道了范曼的论点的关键所在时，他就知道为什么会那样了。

　　迪克的物理学这样难于被普通物理学家所掌握的原因，是他
　　不利用公式……迪克只是写下他头脑里的解答而竟不写下公式。
　　他掌握了事物发生方式的物理学图象，这图象直接提供解答，只
　　用了很少的计算。毫不奇怪，那些终其生只是解公式的人就被他
　　挫败了。他们的头脑是分析型的，而他的头脑是图解型的。我自
　　己的训练……是分析型。但当我听迪克讲课，凝视着他画在黑板
　　上的奇怪的图表时，我逐渐地吸收了他的一些形象化的想象，开
　　始熟悉他对宇宙的看法……（在一段时间之内，范曼的思想）缓
　　慢地吸收到物理学的结构之中，因此，现在，在三十年之后，很
　　难记得为什么在一开始我们会认为是那样的难以掌握。我非常幸
　　运地在一九四八年去康乃尔，那时这个思想才刚产生……我目睹
　　了长达五年智力斗争的最后阶段。通过这场斗争，迪克奋力前进
　　达到统一观点的目的。

　　在比物理学更经不起定量检验和较多地依靠定性判断的领域，解释传统的份量相应就更大了。在这样的领域内，当实验和“语言”出现不一致的时候，解释——就象戴森所阐明的——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在根本不相同的实验和“语言”之间进行一些调节。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这些领域内，这样的调节工作可以说比依靠定量判断困难得多。也许科学领域间的最大不同，在于有效的交流所必须的各种实践。在理论物理学中，许多这样的实践，特别是文字和数学符号之间相互关系的许多实践，可以通过读和写获得，在其它领域，则要求物质本身更加有形的、积极的参加。细胞遗传学正是这样的一个领域。

　　在细胞遗传学所进行的争论中应用了相互作用的定性和定量论据，定量分析依赖于大量仍然是定性的鉴定，特别在某一遗传交叉的结果可计数之前，需要鉴定特殊表型的和细胞学的特征。这两个鉴定过程需要大量经验，而这些经验是不参加实际观察的人所不易得到的。只有对眼睛进行大量的训练才能取得经验。麦克林托克的眼睛己训练得不同凡响。“看”，实际上就是她科学经历的核心。

　　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我们的有关世界的概念取决于我们所看到的，而我们看到什么又取决于我们想些什么。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看到的也越多。但是对于麦克林托克来说，这一认识和视觉之间的相关性似乎总是比大多数人更为密切。即使这二者之间没有区别，她也通过看去理解，通过理解去看。尤其可以证明的是她所讲的她是怎样最终看到脉孢菌的染色体的故事。她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一微小物体时失败了，但她并不甘心。她不断地挑选染色体进行观察。她走出实验室，坐在桉树下苦思冥想，在那里“做自己的工作”。当她觉得一切都就绪了，她又回到显微镜旁。现在染色体被看到了，不仅是她，而且，从此以后，也被其他人看到了。

　　假如这是一个通过思考得到洞察力的故事的话，那么，它就更应该为人所熟悉了。它的真正力量在于作为一个眼光的故事，一个使得麦克林托克的工作如此富有特色而同时又如此难以用普通的语言予以表达的思想和眼睛之间连续镜头的故事。

　　通过多年紧张而又系统的观察和解释（麦克林托克把它称为“把你所看见的综合起来”、，她已培养了理论上的想象力——一个高度清晰的细胞内部世界的影象。她观察玉米植物的生长，检查叶片上和籽粒上的模式，在显微镜下观察它们的染色体结构，她直接看到了这一井井有条的世界。这“自然之书”同时被身体的眼睛和思想的眼睛读到，麦克林托克在玉米籽粒上所看到的斑点是一种密码课本。因为她理解它们的遗传意义，所以她能够直接读到它。对麦克林托克来说，身体的眼睛就是思想的眼睛：普通的语言是不能表达这一读物的完全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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