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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明确“一切都将好起来”之后,她发现,以前她只看到混乱,现在她很容易就能够识别染色体。“我发现我研究染色体的时间越长,它们就越大。当我真正同染色体在一起工作时,我就成为它其中的一员了。我钻了进来。我成为体系的一部分。我跟它们在一起,它们就变大了。我甚至能够看到染色体的内部一实际上每一部分都在那儿。那使我惊诧不已,因为我真的感到好象我已钻了进去。这些染色体全是我的朋友。”

  麦克林托克在讲这个故事时,泰然自若地坐在椅子上。她急于要讲述她的经历,使得别人能了解她,她也急于希望避免被人误解。作为一个科学家,她所叙述的是个人经历中最深的、最隐秘的部分。过了一会儿,当谈到她把一块一块的东西“拼在一起”时、她“真正的感动”了:“当你看着这些事物时,它们就成为你的一部分。你忘却了自己,问题主要在于,你把你自己忘记了。”

  一百年以前,拉尔夭·沃尔多·埃默森写道:“我成为一只透明的眼珠,我什么都不是了,但我看到了一切。”麦克林托克说得更简单:“我不复存在了!”自我意识的“我”完全消失了。综观历史,艺术家和诗人,爱侣和神秘主义者,曾经理解和写下了对于自我消逝的“认识”一这种认识是主体状态与客体的一种融合,科学家们也知道它。爱因斯坦有一次写道:“能使人获得如此成就的感情状态是同宗教崇拜者或热恋者的情况相类似的。”科学家们常引为自豪的是,他们能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并放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但他们最丰富的学问仍大部分来自把一件事同其它事联系起来,把客体转变为主体。

  麦克林托克对面包霉链孢菌染色体进行观察所得出的经验证实了她多年来她所经历过的某些事物。自幼年时代起,她的注意力就比较分散,现在她把它们集中起来了。二十五年前,她全神贯注于工作的能力——她希望“游离身体”——曾使她忘记了自己的姓名。现在看来她已掌握了一些东西,她已学会在需要时振作起精神,作出新的科学发现。她从斯坦福回到冷泉港后,继续她的研究工作。后来,这一研究工作使她得到了她科学生涯中最重要的发现。

  毫无疑问,一九四四年在麦克林托克的事业中,是关键性的一年。她作为一个科学家,往往是知道自己的价值的。但现在,由于入选了美国国家研究院,她得到了公众的承认,这同她对自己的评价是一致的。随着她运用自己才能意识的滋长,她对自己的评价进一步被证实了。在多年的奋斗之后,最后,这一评价和公众对她的评价开始会聚。她现在四十二岁,接近她事业的最高峰。岁末,她被选为美国遗传学会的主席,这是一个从未让妇女担任过的职位。麦克林托克在一九四四年——四五年间的冬天,回到冷泉港,她开始工作,那最后导致得出了转座。从个人角度看来,时机是不能再好了。她最近的成果加强了回答她事业上最困难的一次挑战的信心。

  麦克林托克那年冬天开始了研究工作。要得到成果,须要一些年月;而它的重要性被历史所承认,须要更多的年月。但这一时期其它的发展,也在等待着被承认它们在生物学历史上应得的地位。甚至一九四四年艾弗里发表的发现DNA遗传潜力的论文——可能是二十世纪生物学上较重要的事件——也相对地不受重视。在四十年代中期,分子生物学将要揭示的简单的遗传机理还属未知。而麦克林托克将要揭开的复杂的调节和控制的过程,甚至连做梦都没有想过。

  ◎第八章 转座

  回到冷泉港之后,就可以等着看夏种的结果了。麦克林托克坚持不懈地调查由裂合桥周期所产生的新突变,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邵分,她已经种了这样一批植物自花授粉而产生的幼苗:在它发育的早期,第九对染色体的一条或者两条已经重新断裂。依靠在这棵亲本植物上所发生的这种特殊的断裂周期,这些幼苗具有大多数绿色幼苗常见的基本变异:它们可能是白色的、浅绿色的,或是淡黄色的,但是与一直在进行研究的玉米的具它突变型不同,这些“突变”在单棵植株的一生之中显然是不稳定的。在每一棵突变型的幼苗中,可以看到本不属于它的斑驳杂色——白色叶片上镶有淡黄色或者绿色的斑点;而浅绿色或者黄色叶片上却嵌着绿色的斑点。我们在其他的生物中一直以易变基因、彩斑或者镶嵌现象等术语来描述这些斑点所反映的基因的不稳定性。但是在玉米中,却很少看见这样的变异。现在看来,在这种作物中“易变基因”也是无处不在的。

  每一个色斑表示由一个(突变的)单细胞分裂长成的一组细胞。较早的突变可以从大斑点辨认出来;而较新突变的结果则较微不足道,斑点也较小。其结果是,在幼苗发育的某个特定时期,某一特定大小的斑点的数目可用来测量突变的频率;有许多大斑点,就表明早期有高频率的突变。如此等等。人们能够从斑点的分布直接辨认出随着植物的发育而出现的遗传事件的历史。

  麦克林托克检查了这一遗传“时间图”,发现每一个斑点都表示一独特的突变率。在特定植物的生活周期中,这一突变率是不改变的。在开始时,只是几个突变细胞,一棵植物将终生保持这一特性:仅有几个大斑点,更多的是小斑点,但都代表每一阶段与有效细胞库有关的同一突变频率,在单个植物的一生之中这些突变给人的印象是有规律的;不管怎么样,使得它们出现的因子是恒定不变的。对于麦克林托克来说,这种规律性表明有什么东西在控制着突变频率。

  今天,调节和控制已成为遗传学家基本专业概念的一部分;但在四十年代、麦克林托克回忆说,在大多数遗传学家中间“控制的思想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当然,不管是谁,只要看一看一个生物,他就能发现卑个受精细胞的发育是受调节的:玉米籽粒产生玉米植株,但这情况是不能由它们是始于某组适当的染色体而予以充分解释的。如果想要细胞产生组成生物体的各种特征型的组织的话,那么在它增殖的时候就必须分化。但在当时,遗传学家们正为遗传和染色体组的变化而忙个不停。因此,阐明细胞分化及其遗传型完成的过程的工作仍是属于胚胎学遥远领域的事情。

  麦克林托克突变率不变的理论提供了一个与遗传事件直接有关的有关发育规律性的实例。突变起着示踪物的作用,使我们可以读出细胞分化的历史:而这个历史被证明不是偶然的。麦克林托克知道她正处在“某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之上”。对她来说,基因作用是怎样能够被调节这个问题始终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我觉得,如果你看一看整个生物体以及它是如何发育的,那么,那些我们称之为基因的东西恰恰不得不被控制着。”麦克林托克非常熟悉玉米植株的外部生活周期,非常熟悉玉米染色体的复制循环,这些训练了她按照进程去观察,去思考,现在她确信有了控制正常发育遗传事件的线索了。

  当科学家们试图理解新的基因序列的原则时,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找搞乱这种序列的事件。科学家们几乎总是在例外之中发现规律的。当麦克林托克继续研究这些不稳定性的稳定模式时,她发现了例外中的例外情况。斑驳组织的特殊部位所表明的突变率与整株植物不同。这些特殊部位的每一部分可能就来源于一个独特的细胞,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看来是成对产生的。麦克林托克意识到这儿就是她所需要的线索,立即“丢掉了其他的一切”去捕捉它,翌年冬天,在向卡内基学院递交的年度报告中,她以不加渲染的语言描述了这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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