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独钟(15)

一五

　　国家研究院颁给两年奖学金的时间过去了，这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多产的时期，她可以做自己要做的工作，去自己要去的地方。她买了一辆福特牌A型敞篷汽车，在国内到处巡行。从哥伦比亚、密苏里到伊萨卡、帕萨迪纳，然后回来，她依然没有想到专业：“我就是对我所做的如此有兴趣，以致于我简直等不到早上就起床去工作。我的一个朋友，一位遗传学家说我是一个孩子。因为只有孩子等不到早上起床就去做他们要做的事。”她说了一个驱车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回到密苏里的故事。当时一大堆出车祸的新闻在人们的记忆中犹新，她得小心开车。她回忆说：“我唯一关心的是，如果我死了，我就永远得不到那个问题的答案了！”她脑海里“满是课题的事，我记不得（职业）对我有任何鼓舞。”后来她记得在她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早上一觉醒来说：“啊，我的天，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一个妇女的专业！”但那已过去很多年了。

　　一九三三年，由无可匹敌的三巨头——摩尔根、埃默森和斯塔德勒——的推荐，她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学金去德国。她原来计划是同科特·斯特恩一起工作，但斯特恩那时已经离开了德国。另一位大遗传学家（也是犹太人，但凭借他的盛名，多少要比斯特恩安全些）仍在柏林。这个人就是理查德·戈德施米特（一八七八——一九五八），威廉皇帝研究院的负责人。戈德施米特是遗传学历史中较为有声有色和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思想家，对遗传学与发育之间的关系、生理学以及进化一直有兴趣，他坦率地批评当代遗传学理论过分狭隘，并且过分集中注意力于遗传机理。他特别乐于揭露美国摩尔根学派遗传学家们概念的不当。虽然后来他在现代遗传学家中间声名狼藉，但在当时，他是受推崇的人物，他的许多理论最终受到怀疑，但有些意见同麦克林托克后来对遗传组织的观点是如响斯应的。

　　可是，一九三三年去德国是一个不祥的时间。“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经历。我对我所看到的毫无思想准备。”她和当时的许多美国人一样在政治上十分天真无知。“如果我有政治头脑，我就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我就不致于被我在那边看到的正在进行的事情所压倒，被扰乱而完全陷入恐慌。”或者说，如果她懂得多些，她可能干脆不去德国了，希特勒统治的悲剧给她的打击非常厉害，而且显然也是针对她个人的。即使对于那些在她周围所发生的事，她也是孤独无援的。她的许多亲密朋友和同事（可追溯到大学时代）是犹太人。在德国，作为一个局外人，不管感情怎么样，她在寻找她大学里的犹太朋友，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抛头露面。她不愿意讲那时期的事。就在德国期间，她写了有关核仁的论文，“那就是为什么论文写得如此之糟……我的情绪坏极了。”

　　哈里特·克赖顿回忆说，她经常收到（有时是每天）从德国来的信，信中描述了严寒、多雨、寂寞的日子。没有一个能与之交谈的人。研究无法取得进展。加上可怕的寂寞。刚好在圣诞节前，她回到了在康乃尔的旧实验室。这就是她的老家，她显得出乎意外的心绪不宁。

　　回到康乃尔，她象平常一样重新工作，但她的沮丧是显而易见的。带着她在德国的创痛经历，她回到了被大萧条搞得摇摇晃晃的祖国。她个人的经历使她清楚地意识到她被迫面对现实情况：从一开始情况就十分困难，而现在又由于周围经济萧条而大大地激化了，从儿童时代起，她就知道，要独行其是就得付出代价。在过去，那代价看来是必然的，但又是可以对付的。但现在，忽然之间，那代价显得比她所预期要大得多了。

　　下一步怎么办呢？她已把奖学金花光，她仍然没有固定的职业。哈里特·克赖顿从观察麦克林托克中得到一个重要的教训——这个教训加强了在这以前另一个从观察卢埃·明斯小姐的人所得出的教训：“你不能老呆在康乃尔或任何其它大学！”这是麦克林托克，比克赖顿大七岁，而且更有经验，得到最大的信任，并有遗传界巨子的支持，但却找不到一个职业。一九三四年，克赖顿在康涅狄格女子学院执教，薪水很高，她肯定也是受赏识的。但麦克林托克毫不动摇。她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搞研究的科学家。

　　大概就在那时，她的工作得到承认已露端倪。“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妇女的职业。它来得十分突然——令人惊奇和有点令人不愉快……在那时候，在三十年代中期，一个妇女有抱负是不很受欢迎的。你如果是一个未婚的、有抱负的，特别是在科学方面有抱负的女子，你无异是在糟蹋你自己。我忽然认识到，我已陷于不知道到哪里去工作的境地。”

　　一九三四年春天，离开学校七年之后，麦克林托克已赢得国际的声誉，但她还悬在康乃尔，得不到财力支持。时世对每个人都是艰难的。大学里的就业机会几乎荡然无存，这种情况甚至对她的男同事也一样，哈里特.克赖顿是幸运的，但她的专业已从生物学研究的主流转向其他方面。罗兹和比德尔，同三十年代中期的其他人一样，正在等待时机。他们部担任研究副手的工作，比德尔由摩尔根支持，罗兹由埃默森支持。但麦克林托克有胜过他们的地方，她有四到五年（分别地）从事后博士学位的工作经历，却无法指望有谁会支持她：她决定她得离开。因为无论是她，还是她的研究要是没有一笔钱是不能存在下去的。

　　很幸运，埃默森得悉她决定离开的消息后就同T.H.摩尔根联系，他转而向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个经费来源申请。基金会的支持，至少在遗传学方面，是唾手可得的。他申请一千八百到二千美元一年，作为麦克林托克在埃默森的实验室的研究经费。一次，摩尔根在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自然科学分部董事沃伦·韦弗的会见中争辩说，这样一笔投资“将是对整个遗传学领域最重要的贡献。她是高度专门化的。她的天才被限制在玉米遗传的细胞学方面，但她肯定是在这个狭隘领域里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摩尔根也提到了他名之为她的“个人困难”，声称“她在这个领域里十分失意，因为她确信，如果她是一个男子的话，她就会有较为自由的科学研究的机会。”

　　埃默森在六月底重复了这个要求，并对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的情况作了较全面的说明，这一情况也在沃伦·韦弗的日记中有所记载。韦弗概括了埃默森的评论，加上值得注意的细节：

　　植物学系不打算重新录用她，主要因为他们认为她的兴趣全
　　在于研究，而且一旦其他地方给她更合适的工作，她就会离开伊
　　萨卡。此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囵为她担任大学教师的工作并不完全
　　胜任。植物学系显然宁愿录用一个才能较差，但乐于接受大量的
　　例行工作的人。目前，麦克林托克绝对看不到下一年被雇用的前
　　景。（埃默森表示他深恐）“这一情况将（使她）极为忧虑，从而在
　　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严重地干扰了她的科学研究工作。大家都知道
　　她是十分神经过敏十分激动的，对不给她科学研究的机会非常不
　　满。她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她的性别所致。因为她的智力使她足以
　　认识到她比那些她接触过的大多数男子更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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