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18)_虚阁网

一八

　　1889年1月契诃夫来到首都，观看剧本的排练、参与导演。他发现扮演伊凡洛夫的演员达维多夫高傲而又自满，不接受他对人物的理解和演技的建议，每天跟他开展多次争论。因此，在演出前夕，契诃夫缺乏信心，他预感到可能出现最坏的结局。

　　1889年1月31日，《伊凡洛夫》在圣彼得堡首次上演。出乎契诃夫的预料，演出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轰动，获得了成功。演出结束后，契诃夫来到后台，向演员们祝贺，又走到前台，向观众致意。第二天，人们为他举行了一个宴会，宴会的组织者举杯向他祝贺，并把他比作不朽的格里鲍耶陀夫。

　　《伊凡洛夫》在圣彼得堡演出引起了全城的轰动，每天晚上演出一场，场场爆满。人们都以能看到《伊凡洛夫》为时髦。观众纷纷向他写信，祝贺他塑造了一批真实的符合时代感的人物。作家列斯科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一出富于智慧的戏剧，一个才华横溢的剧作家。”

　　然而，也有一些批评家对这出戏持否定态度，指责作者没有赋予他的剧作以任何意义的启示。契诃夫对这种批评不以为然。他认为文学艺术必须与政治分离。作家的责任是向人们提供他们喜欢的作品，而不是向人们宣传政治。

　　那时他的思想上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矛盾。一方面对剧本的成功自觉惊讶，一方面又为社会上给他的荣誉毫无意义而感到厌烦。说“我从中得到的，只是疲倦”。他心里产生了“我为谁，为什么写作”的疑问，这个问题以后长时间困扰着他。

　　第九章　草原诗人的桂冠

　　1885年12月契诃夫第一次去雾都圣彼得堡，以后经常来往于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

　　在彼得堡他结识了许多老一辈和新一代文学界著名人士以及出版界的朋友，这既扩大了他的艺术视野，又为发表和出版自己的创作开拓了新的广阔的园地。

　　《新时代》及其社长成了他那时最有力的支持者。这样他的文学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交好苏沃林

　　契诃夫自从与《新时代》合作以后，跟苏沃林的友情日深，苏沃林也千方百计对他施加影响。

　　苏沃林是有影响的首都报纸的编辑，一个自学成才的有才华的时评家、小说家和戏剧作家，狡狯的沙皇宫廷显贵。为了自己的报纸和写作适合统治集团的强烈愿望，他成了双重生活的人。在80年代“不问政治”的时期，自由主义者处在作家和政治家之间是不觉为怪的。苏沃林在与文艺界的交往中，首先善于使人觉得他是一个文学家。他的短篇小说有一定的成就，自由报刊讨论他的作品时，完全掩盖了他的政治倾向。

　　60年代，苏沃林生活不怎么好。他是农奴的孙子，农民的儿子。起初，在博布罗夫县城一所学校当地理教帅，挣得的薪金比《海鸥》中的教师梅德韦杰科的薪金还少：梅德韦杰科月薪为23卢布，而他只14卢布67戈比。

　　当他开始发表自己的短篇小说、随笔时，就从博布罗夫迁到莫斯科，同妻子住在离城10俄里的一栋木房里。在《现代人》担任编辑时，他写的专栏文章充满了自由主义色彩。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亲自接见过他。书刊检查机关禁止出他的作品，他自己承担了责任。后来按列·尼·托尔斯泰授意，写了一些贫苦农民的生活报道，托尔斯泰还亲自把稿酬送给他。

　　这是苏沃林光荣的起点，但在后半生他把这光荣出卖和玷污了。

　　他曾有一段时间被认为是颇有影响的自由主义作家。他署名“无名卒”的讽刺小品大受欢迎。

　　但是，他很快就觉察到，要想得到更多的金钱、荣誉和权利，就必须依傍于政府。1876年他以极低廉的价钱买下了首都一家小报《新时代》，从此便恬不知耻地摆出一副现存秩序维护者的姿态。这种180°的大转弯使他受到了知识界的鄙视，但却使他得到了政府当局“慈父般的”保护。

　　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新时代》成了俄国最大的报纸，影响越来越大。

　　他在报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推荐女厨师、女仆、保姆的广告文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以后又开办了自己的出版社。并经沙皇政府特许，经营全俄铁路线上的报刊书亭。财富越聚越多，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过着奢华的生活。

　　苏沃林成了有钱有势的主编，沙皇宫廷感到他不大可靠，开始对他进行“关照”。他也开始改变方针，适应环境，随机应变，按谢德林的说法“适应卑鄙、下流”。《新时代》逐渐成了有害的罪恶团体的报纸。谢德林给《新时代》起了个诨名，叫做“有何吩咐？”

　　苏沃林的金钱和权势是以不断背叛内心深处的感情为代价换来的。他在《新时代》上宣扬专制主义的好处，为沙皇政府效劳，但在自己的日记中却谴责专制主义的残暴和愚蠢。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说谎能手，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人物。

　　契诃夫第一次和苏沃林接触时，感到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精力充沛、热情温和、忠实可靠的人。这种表面现象使他很快和苏沃林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以后苏沃林多次邀契诃夫去彼得堡，给予高规格的接待，并赠钱赠物，取他的欢心。邀请他去克里米亚的奥多西亚海边自己的豪华别墅度假，到欧洲作一次长途旅行。

　　苏沃林需要契诃夫，想使契诃夫变成自己的作家；契诃夫也需要苏沃林及其《新时代》。尽管苏沃林在自由派眼里是沙皇政府的走狗，一个无耻之徒，但契诃夫决心永远不参与激烈的政治斗争。契诃夫认为在哪里发表作品，事实上都一样，重要的是使小说真诚纯洁，使小说服务于进步，而不是服务于反动势力。

　　苏沃林善于揣测契诃夫的心情和性格，他通常不直接公开和契诃夫发生争论。他知道，独立性是契诃夫的重要生活准则之一，所以他没有向契诃夫提出什么条件，没有限制他可在哪儿不可在哪儿发表作品的条件。他一方面对契诃夫的作品称赞不已，一方面又允许自己的同事们在《新时代》上批评契诃夫。他试图不引人注目地使青年作家对他养成习惯。而契诃夫对苏沃林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在给苏沃林的信中直率地承认、他所以需要跟苏沃林通信、“并不是说你比我熟悉的人都好，而是说，我对你习惯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契诃夫逐渐看清楚了苏沃林的本质，看清他是个什么人。他认为苏沃林是不道德的、不诚实的、不正直的。当他的弟弟米舍尔想去《新时代》工作时，他写信劝阻，并对他说：“《新时代》里只是一些善于保养，心宽体胖的富人。苏沃林说谎，说谎透顶了……”以后，由于在文学、哲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发生过争论。争论主要是围绕法国作家保罗·布尔热的反动长篇小说《信徒》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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