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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0年7月,安东结束了第一学年的学习。这时已经跟《蝉》的编辑部闹翻了。他暂时没有写什么,而且正值暑假,想轻松一下,便离开莫斯科,跟他的朋友和房客到他父亲的乡下夏季别墅度假。在那里他尽情地游玩,到田野上散步,到小河里洗澡,在柳荫下垂钓。乡下缺医少药,附近的农民听说他们是医学院的大学生,有头痛脑热的,便来找他们诊治。契诃夫和他的朋友非常乐意,认为这是一个做实习医生的机会。他还跟朋友的小弟弟去田野捉青蛙、逮老鼠、捕鸟雀,拿回来做解剖实习,引得村里的小孩甚至大人前来围观。

  从乡下回来以后,不知怎么塔甘罗格时期对戏剧的迷恋之情突然在他心中复苏,他想写一个剧本,并开始搜集素材,在脑子里构思。那年冬天,他利用寒假空闲时间集中精力写了一出四幕情节剧。这个剧本情节混乱,语言累赘,写好后他寄给马雷剧院的著名女演员玛丽·叶尔莫洛娃。不久稿子被退回来了。他感到很气恼,把手稿撕得粉碎。但他写的初稿于1920年在他的档案中发现,并以《普拉托洛夫》的剧名发表,后译成英文时改为《没有出息的家伙普拉托洛夫》。

  第五章 文学,最初的辉煌

  1880年3月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以后,其间经历了与文学期刊《蝉》的编辑部的争吵,并与之断绝关系,随后契诃夫的写作出现了一段间歇。他在思考,在辨别方向,在思考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他的创作很快出现了高潮。

  他用各种形式写作,笑话、故事、小品文、小小说、小剧本、短篇小说等。而且在作品风格、形式和写作方法方面探索出了一条改革创新之路。

  1.在歧路口上

  契诃夫在医学院学习获得了优异的成绩,为他把医学作为终生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医学道路上可说是一帆风顺,一片光明,而在文学道路上,则荆棘丛生,阴云密布。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新闻出版界的高压政策,对报刊杂志的审查、禁锢愈演愈烈,使俄国的文化界死气沉沉,毫无生气。这种环境,使契诃夫的文学工作受到了种种限制,失去了自由写作权利,只能按报刊编辑们规定的题目,确定的调子,去写自己不愿写的文章;另一方面整个文艺队伍成分复杂,斗争激烈,使他经常受到包围着他的敌对势力的嫉妒、讽刺、讥笑、诽谤,干扰了他的正常生活与学习。而且,那时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报刊,大都是一些格调低、庸俗、带有商业企业性质、以营利为目的的东西,稿酬既压得很低,发放又不准时,使他经常陷入经济困窘之中,为一家人挨饿而苦恼。

  面对这种情况契诃夫应该怎么办呢?是消沉下去,堕落下去,作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呢?还是向现实抗争,求得生存权和自由创作权呢?

  在那个所谓“理想崩溃的时代”、“年轻一代是垮掉的一代”的时代里,的确不少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家,苦闷、彷徨、失望、消沉、堕落而最终被毁灭了。

  青年诗人雅库博维奇·梅利申在他的一首短诗中写道:

  上帝诅咒的一代人啊,
  我为你们的苦难哀吟……

  另一位青年诗人纳德松在表现自己这一代的苦闷时写道:

  拉开窗幔——引不起新的激情,
  望不见幸福何处,也无诱人珍闻;
  依然是叫人疑虑的表面宁静,
  痛苦的胸中仍笼罩着失望的阴魂。

  在契诃夫创作的初期,他周围一些性格比较脆弱的人,由于对俄国的现实感到悲观失望而萎靡不振,逐渐堕落,最后自毁。如契诃夫的朋友加尔申,他的忧郁的短篇小说是契诃夫非常欣赏的。他心地善良坦率,但性格十分敏感和脆弱,经受不住波别多诺斯采夫时期的艰难,心情沮丧,患了精神病,扑向飞转的旋梯自杀身亡,时年32岁。

  另一个朋友帕尔明,这是一个待人宽厚,热情洋溢,而且满脑子理想诗情的人。他按照涅克拉索夫的传统写诗,《点滴》编辑部认为他是一位诗人的典型。此人最憎恨庸俗行为和说谎。但书刊检查官认为他是“红色分子”,并说“他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毒汁”。契诃夫以能和帕尔明交往感到很高兴。

  但帕尔明一天天堕落了,他酗酒成性且越来越厉害。

  与契诃夫有较深友谊的画家列维坦,在绝望中曾企图自杀。

  伏特加酒在知识分子中发生了越来越大的诱惑力,由于看不见光明,人人酣醉狂饮,借酒浇愁。契诃夫的两个哥哥也都是酒鬼,他们的堕落,自然有其品质上的原因,但与那个时代的影响不无关系。

  当时,文学界有些嫉妒契诃夫的人,也预言契诃夫将因“酒精”中毒而死于栅栏旁。

  在这个青年一代彷徨犹豫的十字路口,契诃夫在初登文坛,南墙遇阻之后就停止写作,像他的两个哥哥那样成为莫斯科酒徒,也是可能的。

  然而契诃夫没有陷入萎靡不振,没有纵酒为乐,没有变得精神病态。他的精神首先寄托于医学,这是波别多诺斯采夫禁止干涉不了的,至于那种黑暗环境,郁闷文坛,他像在塔甘罗格时期对待空虚无聊的生活那样,用戏谑的方式去对待,用幽默逗乐解除自己的困境,求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2.巧遇莱金

  契诃夫多次谈到他对医学和文学的态度。他说医学才是他的合法“妻子”,文学是他的“情妇”,他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和家庭同医学联系在一起,“直到进棺材以前,我都不会放弃医学。至于文学我迟早是要和它分手的”。

  他的合法“妻子”——医学,既有媒人,又有主婚人,媒人是谁呢?就是塔甘罗格语法学校的校医,是这位校医使他萌发了学医为人解除病痛的念头。而主婚人则是他的母亲,叶甫盖尼娅·雅科夫列夫娜。她曾一再叮嘱儿子在语法学校毕业后进医学院学医,认为医生是最好的职业。这似乎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而跟“情妇”文学则是自由恋爱,比合法“妻子”

  医学结识更早,在少年时代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思之甚切,爱之弥坚,真可谓“青梅竹马,耳鬓厮磨”,情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了。

  契诃夫对文学的感情并不亚于医学,他之所以说最终和文学分手是因为他对当时已经取得的成功,对自己作品的价值估计不足,怀疑自己算不算得上艺术家,何况他最初写作原本不过作为挣钱的手段,供小市民逗乐取笑,消愁解闷而已。人的兴趣和爱好有极强的延续性,一旦跟文学打上交道,哪怕是抱着十足的实利或消遣的态度,最终会产生出意想不到的结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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