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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1899年6月,从苏丹回来后,他再次走访保守党总部,提出竞选议员的要求。恰好兰开夏郡奥德姆选区一位保守党议员新近去世,而丘吉尔父亲又是从当选这个选区的议员走上政坛的,便建议他参加马上就要举行的议员补缺选举。这次选举争论的焦点是保守党索尔兹伯里政府提出的什一税法案,其内容是开征一种新的地方税,为英国国教圣公会牧师筹集资金。低教派不搞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不需要多少经费开支,非国教的卫理公会(有名的“救世军”即从它派生出来的)得不到这笔资金,都反对什一税法案。丘吉尔童年受保姆的低教派观点影响很大,而奥德姆这个工矿区卫理公会的势力又较大,丘吉尔的竞选演说便发表了不利于本党法案的意见。他毕竟人微言轻,经验不足,又触犯了本党的权威,虽有马尔巴罗公爵和母亲为他奔走助选,还是落选了,而且得票差得较远。

  “人生如跨越障碍物的赛跑,前面往往有许多阻碍,要靠自己努力去跳过、穿过才行。”初次落选丝毫没有挫伤他的宏愿,没有给他那总是充满自信和乐观的情绪蒙上任何阴影,他积极创造更充分的有利条件,决心拿下政治越障碍长跑中的第一个目标。

  这回作为英布战争中名噪一时的英雄回到英国,正好欣逢举行全国大选的良机,丘吉尔喜上加喜。不待洗去鞍马征尘,便前往奥德姆市报告他的越狱和战斗经历。他在十辆四驾马车的前呼后拥中,缓缓驶过挤满欢迎人群的街道,热情的市民不分党派和政治倾向,全都在鼓乐齐鸣中向他欢呼致敬。

  他还到皇家戏院等处向公众介绍英布战争的第一手材料,特别突出地宣传他本人戏剧般的英雄事迹。

  保守党政府根据英国政党斗争的惯例,利用战争胜利、民心沸腾的大好时机,宣布解散议会,提前进行下院选举,以便使在野党处于不利地位,而自己轻易地夺取多数席位,组成新一届政府,继续执政。他们估计到布尔人是顽强善战的对手,此起彼伏的反英游击战随时可能掀起高潮,于是进一步掀起席卷英国的沙文主义狂热,提出把南非战争进行到底的选举口号。为了在竞选中击败政敌,他们把任何政敌都说成“亲布尔人派”。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甚至在竞选演说中说:“政府丢失的每一个议席,都将是布尔人赢得的席位。”

  保守党人把丘吉尔当作“战争英雄”大加利用。为他编写了诗歌,谱写了歌曲,雇用著名的歌唱家在音乐厅演唱颂扬他的歌曲,安排他到各个选区喋喋不休地发表演说,为保守党人拉选票。

  十几个选区愿意提名丘吉尔当自己选区的候选人。丘吉尔选择了第一批进行选举的奥德姆选区,他要让这里的选民有机会“纠正”他们上次没有将他选上的“错误”;而首先投票的选区选举的结果又特别引人注目,会给其他选区的选举以影响。

  8月,奥德姆选区开始进行竞选活动。堂兄马尔巴罗公爵九世额外捐助400英镑作为竞选费用,还答应每年提供100英镑作为奥德姆选区保守党机构的活动费用;她妈妈赶来为他游说,张伯伦也亲临奥德姆选区,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支持丘吉尔。在这个自由党和工会势力超过保守党的选区,保守党和自由党各提出两名候选人竞选。选举结果,两党各有一人以12900多票当选,丘吉尔排名第二,比当选的自由党议员只差16票,比落选的自由党候选人朗西曼也只多222票。取得胜利后,他以谦恭掩饰得意的语气说:“我为朗西曼先生感到遗憾,他是一位非常聪明能干的人。毫无疑问,你们推举了三位有较高才能的人,第四个才是我自己。我觉得遗憾的是,朗西曼先生却站在失败者中间,而我们不可能全是胜利者。”

  丘吉尔成功地夺回了前次选举中保守党在这个选区所失去的席位,保守党把他当作推动选举夺取胜利的瑰宝来利用。当竞选活动全面推开,不少选区都请丘吉尔前去进行助选演讲,连张伯伦和保守党下院领袖阿瑟·贝尔福也请他去捧场。当他到达曼彻斯特选区群众大会会场时,贝尔福正在发表演说,广大听众中断听讲,全体起立向他欢呼。这个26岁的新手,以他在南非获得的名望和娴熟的演说技巧,已比一般的议会老手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丘吉尔看到听众乐意听他演说,并能很好地理解甚至赞同他的看法,灵机一动,决定到全国各地去发表索取报酬的演说,以便为从事政治活动积累足够的金钱。当时在下议院当议员是没有薪水的(议员领取薪水制度始于1911年),他们必须靠自己的钱维持生活,还要支付竞选的经费。

  他发表的关于英布战争的巡回演说,客观上是给保守党的竞选活动进行义务宣传;而得到保守党各地实力派人物的支持,又使他四处奔波的演说能够持续进行下去。演说的中心内容,自然是突出个人,自我宣扬,结果是名利双收。每场演说收入至少100英镑,在利物浦的演说高达300多英镑,他一个月内便由此收入4500英镑,而《晨邮报》支付的十个月薪水,和当年出版两本书的所得,也不过是这个数目。

  国内演说尝到了甜头,丘吉尔更扩大了胃口,他接着又到美国和加拿大去演说。丘吉尔演说的美国主办人拼命为他宣传,对公众吹嘘丘吉尔是“五次战争的英雄,六部书的作者,英国未来的首相”。连虚荣心很强的丘吉尔也觉得这些话有点过分,虽然他心里巴望着有朝一日登上首相的宝座。鉴于这种宣传在英国影响不好,他便要求美国主办人适当修改广告的措辞。到纽约演说时,美籍爱尔兰人进行抗议,说英国政府对南非布尔人像在英国对爱尔兰人一样,对民族独立运动实行武力镇压的政策。幸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替他解围,才排除了麻烦,继续“沿街兜售自己如何逃离令人毛骨悚然的布尔人法网的冒险故事”(一家美国报纸所说)。在大西洋彼岸演说的效果和收入都不如英国,因为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不可能有强烈的反布尔人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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