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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他们在昆明着陆前掠过一个平静的湖面,飞机在草地跑道上滑行了一段以后停了下来,中国空军司令部就在机场旁边的一个松树林里。昨天下午,在香港兰霍恩·邦德先生的办公室里,他曾催促他到昆明后去找中国空军的总顾问,退役的美国空军上尉克莱尔·李·陈纳德谈谈。

  但现在他总觉得这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

  刚刚跨出DC—2飞机,纽曼就喜欢上了海拔6000英尺的昆明。傍晚的空气,凉爽而干燥,一条通向某地的道路两旁,耸立着两排高大白杨树——这是他的第一个印象。在离他们飞机几百英尺远的地方,有一个用木头搭成的飞机维修棚,上面有中文、英文和德文标志。附近停着一架大的装着三具发动机的德国“容克”J—52型飞机,机身的两侧在红白底色上涂着“EURASIA”(欧亚)字样和一个巨大的黑色“X”字,这种飞机与德国空军在欧洲大战中当做兵员运输机的飞机一样。在中国未被占领的地区,昆明是第二大城市,它是云南省的省会,坐落在这个多山国家的最西南的角落里。据估计,昆明的人口为15万,包括长期居民、逃难的难民和从北面山上搬下来的部落。

  他们坐着嘎嘎作响的破汽车,顺着5英里长的路,一路向前颠簸,从机场穿过昆明市中心到达法国的“都拉”旅馆,所有过往的外国人都住这里。街上,每一个人都穿着灰色或黑色中式服装,或是绿色的军装。

  苦力在石子路上拉人力车,推两轮车,或是肩上挑着一根颤悠悠的扁担,一头挂着一只箩筐。他们身穿短裤,脚穿草鞋,头上戴着锥形的“苦力帽”,脖子上围一条擦汗用的旧毛巾。纽曼看到两个苦力用扁担抬着猪,一前一后往前走,猪的四只蹄子用绳子绑着,朝上挂在扁担上,头朝下,猪不停地尖叫着。行人在人行道和马路当中慢吞吞地走着,只有偶尔一辆开得很慢的汽车按着喇叭时,他们才吓得往两旁闪开。这些小汽车属于政府要员、银行老板或在昆明的八个领事馆的官员,或者属于另外少数几个住在城墙外边的外国人。

  除了两座15层高的优美的古塔外,林荫路两旁的木房和泥屋。没有一座高度超过两层。沿昆明主要大街的两旁有饭馆、一家电影院(上演带有中文字幕的法国老片子)和卖土布、草鞋、蔬菜、大米的商店。所有的商店和饭馆都朝着大街敞着,没有一扇装有玻璃的门或窗户,小窗户上糊着白纸,所有的标志和广告只写中文,云南受法国的影响很深,主要的外国语是法语,警察也戴着法国兵的头盔,穿着黑色的制服和灰色网球鞋站在主要十字路口的水泥岗台上指挥车辆,他们在偶尔有一辆汽车开过来时,把行人和牲口赶到路边上去。

  法国的影响主要产生于“米歇林”一条窄规格的单轨铁路,从印度支那(现越南)的河内到中国境内的终点站昆明之间,沿着山脚蜿蜒向上。这条铁路是75年前勇敢的法国工程师为了连接这两座城市而修建的,从东京湾的海平面一直到海拔6000英尺高的昆明。自从英国人屈服于日本人的要求,停止通过香港向中国提供援助以来,中国所获得的全部军事物质都是经过这里运来的,英国政府的牺牲品之一就是中国西南运输公司(纽曼的所谓雇主),这家公司就在1939年纽曼到香港的前几天,被迫从香港销声匿迹了。

  纽曼在“都拉”旅馆费劲地用筷子吃第一顿饭时,坐在一位德国外交人员旁边,并从他那里了解到他对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的看法。德国既继续支持日本,又支持中国。对中国是提供顾问,并通过俄国和横跨西伯利亚的快车提供武器;对日本则通过经常来往于布利斯特(德国潜艇基地)和横滨之间的德国和日本潜艇,获得尖端武器的最新资料和图纸。尽管有官方的轴心国(德、意、日)盟约,这位外交人员表示德国还是非常倾向蒋委员长的。他还举例说明,蒋的一个儿子不是刚从波茨坦的德国“西点军校”毕业吗?日本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成员之一,而且占领了德国在华的殖民地天津和青岛吗?用德语教学的中国同济大学虽然由于日本的推进而两次向后方转移,却继续在中国后方,另外欧亚航空公司的首席驾驶员赫鲁兹驾驶的标志鲜明的德国运输机,在上个月被一驾日本战斗机狠狠地开火乱打了一通。显而易见,德国有充足的理由要帮助中国。

  这个外交人员向纽曼解释说,中国,现有十几个省的省长自行收税,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并制订自己的法律,蒋委员长要把这许多省的势力组成一支国家的军队,并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是不容易的。

  按这位外交人员的看法,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同中国共产党正在合作,努力阻挡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还没有受中国共产党太多的影响。他还说,另一个中国的傀儡政府——在日本人的控制下,统治着“占领区”和它的4亿人员。

  第二天一早,纽曼乘公共汽车到机场去会见总统顾问克莱尔·李·陈纳德。陈纳德母系祖先,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罗伯特·E·李将军有亲缘关系。他给人一种坚毅的感觉。方下颏,头发乌黑发亮,目光锐利。他原来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学校教员,后来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名驱逐机飞行员。他退役后,于1937年被蒋夫人召到中国,他的名字是一位在华飞行的美国人和一位访问过美国陆军航空队基地的中国空军司令告诉蒋夫人的。当这位中国空军将领在该基地访问时,陈纳德还在这个基地研究一种他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很重要的战斗机战术,陈纳德这种不墨守成规的作法,使他与喜欢搞轰炸飞行而低估战斗机效用的美国高级军官发生龃龉。

  纽曼拜访陈纳德时,陈纳德讲得很少,看了他的德文简历之后,他告诉纽曼,他认为在几年以后,中国政府将会面临被隔离的困境,所有的供应都将被切断,日本人一定会这么干的。因此,仅配备有铁锹、十字镐和爆破筒的成千名的苦力,正在另外建造并即将完工的一条“生命线”——滇缅公路。这是一条很窄没有铺路石的公路,穿过难以置信的地形、山脉、峡谷和吊桥……在它直通中缅边界村庄望亭的500英里路程中,没有一个服务站。陈纳德(当对被授予中国空军上校衔)催纽曼去见荷·诺斯曼,他是当地的法国雷诺——提萨卡车装配厂的德国经理,这家工厂与中国交通部订有合同。

  陈纳德说,此时此刻、如果纽曼能够对中国的地面运输有所帮助,他可以为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尽管陈纳德上校可能提出由中国空军雇佣他,但他感到这样做还太早,而且他以后随时都可以和他联系。然后,他亲笔写了一张便条给昆明中央银行经理张先生,让他帮纽曼从六十七幢欧式住宅租到一幢。张先生把“模范村”里仅剩的一幢欧式住宅分配给了纽曼。这房子在城外半英里处。中央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鲍勃·安格尔和他的太太——一位前美国海军护士住在第六十号住宅,陈纳德住第六十五号,纽曼住进了第六十七号。“模范村”住宅里的其他居民都是欧洲人,都是直接或间接为蒋委员长的政府工作的医生和工程师。

  “模范村”的四周用泥墙高高地围了起来,以保障安全和不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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