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86)

八六

　　23.博塔让步

　　1989年7月8日，开普敦、比勒陀利亚和约翰内斯堡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一则小道消息：“博塔和曼德拉举行会谈了！”而政府对此消息的真实与否缄默不语。很快，这一消息愈传愈广。最后，政府公布了确切消息：7月5日，南非总统邀请曼德拉到他位于开普敦的总统官邸用茶，曼德拉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官方将这一次聚会用了一个语气含混的外交辞令：“礼节性的访问”。至于为何一位犯人要访问一位总统，访问中是否举行了会谈，会谈的内容是什么，对这些人们急切关心的问题和新闻记者急于打探的热点，回答则是无可奉告。

　　“访问”前夕，在国民党内部已相当孤立的博塔没有对他的党内同僚或政府要员透露半个字。他似乎对9月即将举行的选举已失去信心，想在离开总统职位之前创造一点轰动效应。然而，这种“单独行动”并未引起党内同僚的赞许；相反，他们对老总统的幕后动作颇有微辞。曼德拉在此次“访问”之前也是讳莫如深，对他的政治密友和他的夫人温妮均未披露这一行动。事过之后，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也引起一些争论。因为按照既定方针，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谈判的前提条件是政府必须事先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恢复其组织的合法性并撤消国家的紧急状态。这样，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谈判原则和曼德拉本人对原则的信守等问题都在组织内引起讨论。

　　实际上，南非白人政权一直在谋求某种解脱困境的方案。早在1976年，当时的司法部长吉米·克鲁格曾访问罗本岛监狱，与曼德拉讨论释放条件。但他提出的希望曼德拉与政府合作的要求遭到曼德拉的严词拒绝。博塔在1978年以微弱多数当选为南非国民党主席并出任总理后，即开始在某些方面作出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让步。首先在劳工领域放宽了对非洲人组织工会的限制，随后又取消了几十个控制非洲人流动的法令。他已认识到剧变中的南非形势，明确表示要调整国民党的政策，他提出：“不能适应，只有死亡。”当然，他的政策在国民党内部遭到一些极右派的抵制。尽管博塔反复强调任何改革都不会触动现行政治制度并表示决不进行一人一票的选举，但极右派仍认为任何形式的松动只能导致黑人多数的统治。1982年3月20日，约8000左右反对进行宪法改革成立三院制议会的白人在比勒陀利亚集会，成立保守党；原国民党德兰士瓦省主席特勒尼赫特被推选为该党领导人，从而成为议会第一大反对党。

　　将曼德拉从罗本岛转移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后，博塔政权又从监狱条件、探视制度和会见外国要人等方面对曼德拉等几位政治犯作了让步。1985年1月31日，博塔总统（根据南非新宪法于1984年兼任总统）在南非议会宣布：

　　如果曼德拉先生作出保证，以后不再为了政治目的而策划、鼓动或从事暴力活动，政府将考虑释放他。但是，如果他再采取这样的行动，他将会再次被捕。……因此，现在不是由南非政府来决定曼德拉先生的自由，而是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自由，由他作出抉择。现在要求他的是无条件地放弃将暴力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这毕竞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遵守的准则。

　　尽管这是一种推诿责任的做法和附有条件的释放建议，但这毕竟是一种政治姿态，标志着一种让步。对这一政治信号，人们期待着曼德拉的反应。为此，温妮在家庭律师的陪同下访问了她的丈夫。曼德拉已对这一信息有所风闻，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向人民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向温妮表明，这是“告南非人民书”，明确表达了他对博塔总统讲话的看法，并要求温妮向南非人民传达他的意见。

　　1985年2月10日，联合民主阵线在索韦托杰布拉尼圆形剧场召开有7000人参加的盛大集会，庆祝图图主教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曼德拉的女儿津荠的出席为大会带来了欢快的气氛，人们抬起她，口号声、歌声连成一片。律莽代表父亲向大会全文宣读了曼德拉的“告南非人民书”。温妮·曼德拉不顾政府对她的禁令，也来到了会场。在这一书面声明中，曼德拉首先代表波尔斯摩尔监狱的政治犯向图图大主教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并对他将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归于南非人民的做法表示崇高的敬意。随后，他对联合民主阵线组织这次集会表示感谢，因为这提供了一次上下交流的机会。他表示，他和他的战友们认为有必要向人民发表这项声明，以说明自己的立场；他们必须向人民负责。津荠接着说：

　　我的父亲不仅代表他自己，代表在波尔斯摩尔的同志们，并且他希望代表所有那些因反抗种族隔离而被监禁、被流放、被迫逃亡的人，以及代表那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遭受磨难的人，代表那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代表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人。在我们的斗争中，总有那么一些傀儡分子，他们自称是在为民请命，并且以此在国内外到处炫耀，他们一文不值。我父亲及其同事们和这种人没有共同之处。

　　我的父亲说：“我过去是、现在是、而且直至生命终结仍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对于我，奥立弗·坦博远远胜过一位见长。近50年来，他是我最伟大的朋友和同志。如果你们中间有人珍爱我的自由，那么，奥立弗·坦博更是如此。我知道，为了我的自由，他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和我在观点上不存在任何分歧。

　　“政府想强加给我的条件使我感到惊讶。我不是一个狂暴的人。1952年，我和我的同事曾致函马兰，要求召开圆桌会议，以谋求我国种种问题的解决办法，但这一要求被束之高阁。斯揣敦①执政时，我们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但是又一次被置之不理。维沃尔德上台后，我们要求召开国民大会，让南非全体人民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但是，这一次又是徒劳。

　　①斯揣敦，1954-1958年担任南非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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