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41)

四一

　　曼德拉与索布克韦在40年代同是青年联盟的创始人，又一起领导了几次大的行动。他深知索布克韦的志向和为人。同时，曼德拉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群众运动中，激进的口号比温和的策略更有感召力。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立将会吸引大批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为此，曼德拉对以索布克韦为首的非洲主义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说服工作，希望他们认清时局，对种族主义政权和普通白人严加区别。但是未能阻止住这场分裂。结果正如曼德拉所预料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一成立，就吸引了大批黑人群众。1959年8月2日，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全国执委会宣布，他们已在全国建立了101个支部，拥有正式成员24664人。这对一个刚成立4个月的组织是很不容易的。

　　早在蔑视运动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就开始准备对国内的民主力量进行镇压。政府当局最为担忧的是各民族反种族主义力量的大联合，因而每次起诉的法律依据也是对各个种族都适用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1952年在对蔑视运动领导人的判决书中说：

　　大家都知道：共产主义的目标之一是冲破种族障碍，为一切不分种族、肤色或信仰的阶层和人民均拥有平等权利而斗争。南非联邦由于非欧洲人占绝大多数而产生的特殊问题，已成为传播共产主义宣传的肥沃土壤。这种情况将危及欧洲人的生存，因此必须采取立法手段对共产主义进行镇压。

　　为了便于进行镇压，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用混淆视听的手法，将黑人运动、共产主义与叛国罪等同起来。一方面，它开始多方收集情报资料，以便以叛国罪对民主运动的领袖进行指控；另一方面，南非政府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自由宪章的发表为南非政权提供了口实。宪章不仅反对种族歧视，还提出了人民管理国家、耕者有其田、一切财富归还给人民等民主要求。1956年6月，司法部长斯沃特在议会上气势汹汹地宣布：他准备对大约200名犯有叛国罪的人进行审判。

　　12月3日，南非进步报纸《新世纪》发表编辑部文章，就政府准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逮捕发出警告。这份报纸在社论中指出，“情况越来越明显，政府准备仿效举世皆知的纳粹德国国会纵火案①的作法，以便除掉种族隔离政策最坚强的反对者。”文章反驳了政府舆论对所谓“叛国”罪的谴责，旗帜鲜明地指出：“拥护‘自由宪章’的人们所表现出的忠诚，是国民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不是对一小撮享有特权的人的忠诚，而是对全体人民的忠诚，对公正、人道和正义的原则的忠诚，这正是南非真正的爱国主义。”

　　①德国法西斯阴谋陷害共产党人的案件。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党徒焚烧国会大厦，嫁祸于共产党人，随后大肆逮捕和迫害进步人士。

　　1956年12月5日凌晨，1000多名警察同时出动，在全国范围内对黑人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进行搜捕。为了渲染反对“共产主义阴谋”的气氛，从库房调出了军用飞机。几乎在同一小时内，警察敲开了大约200所住宅的大门。在搜查住宅以后，把主人推进警车，开到约翰内斯堡的中央监狱。距离约翰内斯堡较远的地区，警察将被捕者用军用飞机押送至中央监狱。住在奥兰多的曼德拉也被敲门声惊醒，他被塞进警车并与其他被捕者一起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这是一场十分彻底的搜捕。被政府控以叛国罪的156人代表着南非联邦的各个种族：有105个非洲人，21个印度人，23个白人和7个有色人。这一事实比任何宣言都更有力地向南非和全世界人民表明：这个国家的种族歧视遭到了各个种族的民主人士的强烈反对。被捕者当中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卢图利和副主席曼德拉，还有奥立弗·坦博和沃尔特·西苏鲁，黑尔堡大学学院院长梅提尤斯教授和马修斯教授。被捕者中间还有其他民主解放组织的领导人物，如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奈克尔。他们中还有各个阶层的活动者和普通群众，如《新世纪》的编辑鲁思·弗斯特①和她的丈夫乔·斯洛沃，自由作曲家坎农·詹姆斯·卡拉塔，工会大会书记里斯利·玛西纳。被捕者中还有另外19名妇女，包括丽莲·恩戈伊②和海伦·约瑟夫。③

　　①鲁思·弗斯特于1982年8月在莫桑比克被装在信封里的炸弹炸死，当时她正率领一个国际学术小组在那里调查移民工人的生活。

　　②丽莲·恩戈伊是最重要最有权威的黑人妇女领导人之一，曾任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联盟主席，后又担任南非妇女协会主席。她从1952年起组织妇女抵抗运动。作为1956年至1961年“叛国罪”案的被告之一，她被管制11年。

　　③海伦·约瑟夫出生在英国，曾是南非的一位社会工作者，也是非洲妇女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1955年在克里普敦召开的人民大会的组织者之一。1958年，在组织妇女举行大规模抗议以反对通行证法的行动中，她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监狱里，警察当局企图像往常一样以种族隔离的措施对待这批新犯人。如吃早饭时只给非洲人玉米粥，而对于混血人和印度人，除玉米粥外还有咖啡。但这一企图未能得逞。他们几乎都决定吃供给非洲人的伙食。当局在法庭上照例为被告规定了两个人口：一个是“只许欧洲人进入”的人口，另一个是“非欧洲人”的人口，被告席也用同样的标志加以区分。但是全体被捕者决定走那个“非欧洲人”人口。在被告席上，156名被告自己按姓氏的字母顺序一排排坐下，“俨然是一个参加大会的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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