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传(55)

五五

　　然而，应该指明的是，这两个人终生只有三次在一起相处，一次是一八七六年相处了一段时期，另外两次则分别在一八八七年和一八九二年。他们彼此相慕，并且开始通信。自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已知的重要信件就有三十封左右，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关于和平事业的。当一八七六年在巴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当时年轻的伯莎·金斯基来申请当诺贝尔的秘书，她自己在那个时候曾经说过，她对于和平没有任何积极的兴趣。在她的回忆录里，她讲过在那个时候，正是诺贝尔本人提出了取得世界和平的手段这个问题。尤其说到：“我真想发明一种具有那么可怕的大规模破坏力的物质或机器，以至于战争将会因此而永远变为不可能的事情。”

　　十几年后，当他们于一八八七年冬天在巴黎诺贝尔的家里再次相会的时候，伯莎·冯苏特纳在俄国的高加索度过多年的艰苦生活后，刚刚回来不久，因此带来了对于俄土战争恐怖情况的生动印象。她现在完全被和平运动的思想所吸引住了。这种和平运动在政治动乱时期，由于威廉·洛温萨尔等几位著名创始人的推动，正处于发展时期。她已经打定主意，要为这种思想而工作。

　　然而，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大约是在一八九二年，当她于伯尔尼和苏黎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诺贝尔相处的时候，就和平事业交换思想与信件的事，才算真正开始。如果注意到他们之间的会见是依诺贝尔的典型脾气安排在苏黎世湖他为之骄傲的那艘铝制游艇上，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这时候的伯莎·冯苏特纳，已经成为有着几部著作的著名女作家了。她的书，包括一八八九年出版的那本曾引起很多议论的和平呼吁：《放下武器》。她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和平之友协会”，并且成为当时正在进行中的第四次世界和平大会的领导成员。她对于自己的信仰与宣传，几乎是一个狂热者；从那时候起，她煽动着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热情，并且在对于这一运动有意义的几年斗争中，一直不断向他通报她的活动以及她的追随者们的情况。她经常向他提供大量的剪报、宣言、呼吁书和小册子，以便使这个有钱的单身汉象她给其写信的很多别的人一样，不能忘记在这项有价值的事业中需要花费大量的钱。因此，正是在这几年里，即从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五年期间，而可能不会是更早的时候，她在和平问题上，或者于他在遗嘱中写上了关于和平奖金的条款这一点上，可以被认为是曾对诺贝尔的态度起过影响作用的人。

　　从诺贝尔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尽管他健康状况不佳，并且有着很多各种急迫的事情要作，他仍然与其他一些为和平运动工作的理想主义者们保持着接触。早在一八八五年四月，也就是在与伯莎·冯苏特纳于巴黎相会之前的两年多，他在给比利时的一位和平倡导者的信中写道：“我越来越多地变成一个哲学家了。我对于未来的梦想，与迪奥克莱蒂安那块用忘河之水浇灌的卷心菜园有点不同。我听到的炮声越多，看到的流血、合法的掠夺与得到许可的报复越多，我的这种梦想也就变得更加栩栩如生和强烈难忘起来。”他在一八八六年一月给一位英国朋友的信中写道，他对于“在这个爆炸性的世界上能够看到开放得象玫瑰花那样鲜红的和平之花，抱着越来越真诚的希望”。

　　一八九一和一八九二年是重要的两年，因为诺贝尔关于解决和平问题手段的思想，在那时已经成熟到他觉得能向私人朋友以及几位和平运动的代表来阐述它的程度。在这里只能将这些信件和声明的梗概简单地摘述一下。虽然他的这些思想是高尚与理想主义的，但却构成了一种摆脱幻想的观点，诺贝尔是以现实主义的思想出现在这方面的；此外，这些观点也许正是和平奖金思想的核心。

　　伯莎·冯苏特纳总是感情激动、罗罗嗦嗦地鼓吹着一些崇高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以尊敬而客气的态度给她写信，但却有着很多反对的意见。在和平目的的重要性与渴望实现这些目的的紧迫性方面，他完全同意她的观点；但是，对于她和各种和平组织打算采用的方法，他却深表怀疑。她与这些和平组织关于总裁军的思想，被他认为是不能实现的而加以拒绝。一八九一年，她在寄去很多政策声明之后，接着要求他为在伯尔尼举行的和平大会捐献经费，她接到的钱数较少，并且还附来了下面一段话：

　　“我认为缺少的不是金钱，而是一个真正的纲领。只有良好的愿望，并不能确保和平。同样，宴会和冗长的讲话也无济于事。人们必须拿出一个能为那些有好意的政府所接受的计划来。裁军的要求，实际上只能使自己成为荒谬可笑的，而不能使任何人得到任何好处。关于立即建立一座仲裁法庭的呼吁，将同上千种偏见发生冲突，并使一切有野心的人都变成你的敌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必须以适度的开始为满足，并且按照英国的法制去做，在英国的司法中遇到难以决定的案件时，就制定一些只在两年或一年内有效的临时法。我不认为会有很多政府拒绝考虑这样一种温和的建议，如果它能够得到杰出的政治家们支持的话。例如，要求欧洲各国的政府接受为期一年的约束，能将它们之间发生的各种纠纷，都提交到为了这一目的而建立的仲裁法庭上去；或者，如果它们拒绝这样作的话，至少能在同意的时间内，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这种要求并不太高。

　　这看来是件小事，但只有通过满足于这种很小的进展，人们才能够取得重大的结果。一年的时间，在国家生活中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就连那些最好斗的部长也会说，在需要使用暴力破坏这项短期协议的时候，一年时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当限制期满时，各国将急忙把这项和平协议再延期一年。就这样在不造成任何担忧和几乎是察觉不到的情况下，就可以取得长期的和平。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有可能来逐渐考虑那个为所有正直的人们以及几乎一切政府所希望的彻底裁军问题。假设尽管有了这一切，两个政府之间仍然爆发了一场冲突，在那个时候，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最大可能，即在十之有九的情况下，将于它们必须遵守的强制停火的期间内，有时间来平息这场冲突呢？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混在人群里在没有被人认出的情况下，参观了在伯尔尼城举行的和平大会，并且由于这次参观的印象，他决定以某种方式进一步积极地参加和平工作。因此，他在一八九二年聘请了一位退休的土耳其外交家，即格雷戈里·阿里斯塔奇·伯伊，他的任务是“让诺贝尔经常熟悉政治潮流和欧洲和平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且试图在报刊上开展和平工作”。这项合作的结果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之间的信件往来却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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