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27)

二七

　　幽默只是一种香味，一种装饰，往往是只说话或者拼音时的一种花枪，譬如沃德、比林斯和纳斯比以及“散伙了的义勇队”那样。而这一时流行的时髦的东西很快便过时了，名声也就随之而消失。有人说，一本小说纯粹只是一种艺术品，如此而已。在小说里，你决不要布道，决不要说教。小说也许是这样，不过幽默并非如此。幽默绝不可以教训人自居，以布道者自居，可是如果它要永远传下去，必须两者兼而有之。

　　所谓永远，我的意思是说30年。不论你布什么道，看来不大可能超过这个期限。它所布的道，在当时是新鲜的，30年之后便不新鲜了，变得平庸了。到那时，这样的布道，谁也不会有兴趣了。

　　1907年5月，从英国牛津大学拍来一封电报，马克·吐温又一次要到伦敦去了，因为这个闻名世界、在学术界有崇高声誉的大学要授予马克·吐温文学博士学位。马克·吐温即使在这个巨大的荣誉面前，也没忘记他的幽默。他在《自传》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情：

　　这个奖励是我任何时候都愿意跑老远去争取的。

　　我对一个新的学位，像孩子一般地喜欢，就如同一个印第安人喜欢一张头皮一样。印第安人不掩饰他的喜悦，我也不掩饰。

　　我记得，我在孩子的时候，曾在路上捡到一枚踩得扁扁的旧时的小钱币，当时认为这个小钱币对我价值特别大，因为那是我不劳而获的。我还记得，10年以后，在基厄卡克，我在大街上捡到一张50元的钞票。我当时思忖，这张钞票对我的价值特别大，因为那是不劳而获的。我还记得，在这八年以后，在旧金山，当时我有三个月没有工作，没有钱，而在商业街和蒙哥马利街交叉的十字街头捡到一个一角钱的钱币，认为这个银角子比100个赚来的银角子还要叫人开心，因为那是不劳而获的。我一生中得到过几十万块钱，因为是我赚来的，所以除票面价值外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至于那些钱是什么时候到的，那些细节、日期之类，在记忆中便很模糊了，在很多情况下统统忘掉了。反之，我上面说的那三次不劳而获，在我的回忆中却永远是何等鲜明啊！

　　按照现在流行的某些说法：马克·吐温的话语系统，正体现了马克·吐温一种无与伦比的对生活的热爱。不论是在作品中，还是在生活中，他的存在就仿佛是一面象征活泼生气明快色调的旗帜，永远带给人们笑声和希望。

　　历史可以证明，马克·吐温实际上是一个富于政治热情，同时也极具政治头脑的反帝战士。1898年，63岁高龄的马克·吐温参加了“美国反帝国主义联盟”，并成为这个世界性反帝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1905年，沙皇俄国爆发了争取民主的革命，当时的美国也举行了盛大的募捐活动，支援俄国人民的斗争，在一次纽约举行的筹募大会上，马克·吐温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会场上去宣读。《纽约时报》发表了这封信，这封信后来成了证明马克·吐温政见的一个重要文件。

　　当然，我对俄国革命深表同情，这是不消说的。

　　我希望它会成功。现在我和你交谈了，就更加大胆地相信这一点。我认为，那个只为一个寄生虫的家族及其一伙懒惰而邪恶的亲属扩张权力着想，轻诺寡信，专靠谎言和欺诈维持统治地位的政府，在俄国已经延续得太久了。我们相信，这个已经觉悟起来的国家，有了日益增长的力量，定能很快就推翻那个政权，建立一个共和国，取而代之。我们有些人，包括白发老人在内，都可能活着见到那个可喜的日子。到了那个时候，世界上的沙皇和大公爵们一定会所剩无几，我相信这类人物在天堂也是少有的。

　　而当著名的俄国作家高尔基在这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国度受到冷落甚至指责的时候，又是马克·吐温站出来为他主持公道。他接见到他家来访的新闻记者，坦率地说出了他的意见，仍然强调高尔基这个作家的伟大：高尔基写了许多作品，他的确很有名；这次他到美国来，是要靠他的声望起到号召的作用，推动募集捐款的运动，支援俄国的革命。现在他受到人身攻击，就无能为力了。这是很不幸的。我原来觉得他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可以促进这个运动；可是现在他的力量被削弱了。其实报上所宣扬的那些事情在俄国是可以原谅的，只不过是与我国的习俗不合罢了。我并不认为他的本领完全被摧毁了；但是他说别人的功能当然是被削弱了。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行为和习俗的法则，凡是到外国去访问的人都必须适应那个国家的习俗才行。

　　正是因为有着那种独特经历所赋予他的政治素质，马克·吐温几乎在任何一次国际政治事件中都没有掉过队，更没有站错队。1894年，在法国发生了在世界思想史上引起巨大轰动的“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上尉是个犹太人。1894年一种谣言流传开了，据说有人给德国驻法使馆的一位武官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泄露法国的秘密文件，取得代价。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