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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他今年29岁了。他从12岁起就独立谋生,17年来,他四处飘泊,什么都干:当过印刷工人、领航员和新闻记者。可是经历了17年的艰苦磨炼——在这17年里,他学会了四门手艺——到头来他却一蹶不振了——只好“认命”啊!

  这就是29岁的马克·吐温在他最失意的日子里对自己前半生做的反思!

  他只好又拾起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笔。然而,在经过了这样从山顶到深谷的沉浮以后,记者生活对马克·吐温再也不那么有趣了。

  每天早上9点钟,我便得上警庭去一个钟头,对前一晚发生的争吵事件作一个简短的记录。一般是爱尔兰人与爱尔兰人之间的、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争吵。偶尔变化一下,也有两个种族之间的争吵。每天的证据往往是前一天证据的翻版,因此每天的工作极端单调、沉闷。

  晚上,我们就往六家戏院去,去了这家去那家:每周七个晚上,每年365个晚上,天天如此。我们每一处停留五分钟,把戏剧或歌剧看一两眼,然后凭这一点就“详细报道”这些戏和歌剧。并且,如人们所说,一年到头,每晚上绞尽脑汁,力争在说过了几百次之后,对这些演出说些什么新鲜话。

  从每天早上9、10点钟到晚上11点钟,为了搜集材料而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以后,我会拿起笔来,用词句凑成拙劣的作品,报道的范围越广越好。这委实是可怕的苦差事,没有灵魂的苦差事,可以说是毫无趣味。对一个懒汉来说,这是在服可怕的苦役,而我生来就懒惰。尽管我每天并不比40年前更懒些,不过那是因为我在40年前便已达到懒惰的顶峰。因而再也超不过去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星期天下午看见几个恶棍在追逐一个中国人,对他扔石子,这个中国人正沉重地背着信奉基督教的主顾们每周换洗的东西。我注意到,有一个警察颇有兴趣地从旁观看这场表演——只此而已。他没有出来干涉。我怀着满腔义愤写下了这个事件。

  但这次义愤让他再一次面对“广阔天地”,他所效力的《晨访报》是憎恨中国人的爱尔兰人支持的。

  主编为了这个原因,不得不把马克·吐温给辞退了。

  然而,他对自己的那段“反思”一直像把刀子似地挖着他的心。他都30岁了,但这30年里,除了为了生活四处奔波,他一事无成。1865年岁末,他以《萨克拉门拉联合报》特邀记者的身份登上了一艘名叫“艾杰克斯号”的游船,前往他心目中向往的美丽的檀香山。他和这家报纸约定了每月写四篇通讯,报道了航行过程中的见闻,稿费是每篇20元。

  “艾杰克斯号”于1866年3月到达檀香山,马克·吐温马上就被这个花园般美丽的海岛给迷倒了。

  他以每周七块钱租了一匹马,花了四个月的工夫,骑马走遍了瓦胡、夏威夷和毛伊等岛。他登上了海拔1万英尺的哈莱亚卡拉死火山(它的火山口周长30英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口),然后带着鞍疮赶回檀香山,去采访那条起火的快速帆船“黄蜂号”上15名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他们只带了10天的口粮,在一条一无遮挡的船上,度过了43个昼夜,通过阳光直射的热带,到达这里。马克·吐温对人们料定必死无疑的这批遇难者所经历的折磨,作了极其生动的报道;正好有一条不定期的纵帆船驶往旧金山,他便把这条新闻寄去,引起了全国性的大轰动。

  但是马克·吐温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因为这些出色的报道而好起来,尽管《联合报》付给他的稿酬比约定的高出两倍,但是由于平日赊欠,这笔钱早已记在别人的帐上了。几家戏院的主人劝他讲一讲夏威夷群岛的事,他答应了。他在旧金山租了一个剧场,然后登了一条广告:“门票一元,7时半开门,8时开始势将出现麻烦。”然而这则马克·吐温式的幽默不幸还真的应验了:麻烦的确在8时开始了。我发现面前只有一个听众。我吓得从头到脚几乎都瘫软了。这样持续了两分钟,真比死去还要难受。关于这件事的记忆是永远磨灭不了的,但是这事也有其积极的方面,因为从此以后,我面对听众再也不怯场了。

  这样的开端并没有让马克·吐温灰心,他很快又组织准备了第二次演讲,这回到场的听众有1500人。而且在这次演讲中,他终于听到了发自听众席上的笑声。

  突然之间,前排的人看出了道道,就哄笑起来。

  笑声往后传,往后传,往后传,一直传到每一个角落。

  然后又往前传,然后再往后传。一分钟之后,全场笑声雷动,仿佛暴风雨一般。

  这笑声对我来说真是福音,因为我委实快精疲力尽了。我又累,又担心,差点以为我得一晚上站在那里,不停地讲这个趣闻,才能叫这些人明白我这是在讲一段巧妙的讽刺小品。我确信,我应该坚持下去,继续不断地把这段趣闻讲给他们听,直到把他们压倒为止。我抱着一个坚强不屈的信念,一再沉闷地重复这段话,最终一定能打动他们。

  三个月的演讲,他竟挣了1500块钱!这超过了他挖采银矿时期的全部收入。更重要的是:他为他下一步的旅行挣够了资金。旧金山的《艾尔塔·加州日报》向他约了50封“马克·吐温旅游书简”。从此,马克·吐温的生活中便有一个饶有兴趣的连环套:靠旅行见闻来挣稿费,获取演讲的材料,又用稿费和门票收入来继续含金量更为丰富、见闻也更加广博的旅行。

  这种经历是早在他17岁的时候就有了的,那是1853年春天,他乘下水轮船从汉尼巴尔出发了,首先到了圣路易斯,在当地的《晚报》排字间工作,积攒他到纽约去参观世界博览会的旅费。后来到了纽约终于在世界博览会上饱了眼福。当时他的全部财产只有口袋里的3块钱,外加缝在上装衬衣里的一张10元大钞。在钱很快花光了之后,他就再去当印刷工人。

  可现在的马克·吐温却不同了。他只要往剧院的台上一站,就会有数不清的听众给他送来源源不断的旅费。而当他为报纸写稿觉得还不过瘾的时候,他就真的依靠他的丰富的见闻,写了一本叫做《傻子国外旅行记》的书。

  从此,演讲、周游、做记者就如此顺理成章地统一到了创作上,马克·吐温的一生也就如同贫瘠的雪山上淌下来的小溪在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挫折之后,终于流到了一个浩荡而又平稳的河道上。生活的独木舟终于驶进了崇高神圣的文学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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