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45)

四五

　　没有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作家像他那样关心他人，特别是关心比较年轻的人。

　　他鼓励他们违背父母的意愿学习诗歌，用秘密书籍改变他们，用生花的口才感化他们，让他们漫游世界，使他们确信，成为诗人是可能的。

　　谁也没有我从他的这种美德中得到的实惠更多。

　　我有一次曾经说过，是阿尔瓦罗把第一册《佩德罗·帕拉莫》带给我的，他并且对我说：“书里有您可学的东西。”

　　他从来不曾想像到他参与了这种文学创作。因为我从胡安。鲁尔福的作品中，不仅学会以别的方式写作，而且学会准备一个不同的故事，以便不重述我正在写的东西。我的这种可以用来挽救作品的写作方法的纯粹牺牲品，从我写作《百年孤独》起，就是阿尔瓦罗。穆蒂斯。

　　他在18个月期间，几乎每天晚上都去我家里，让我跟他讲述完成的章节，我以此接受他的反应，尽管不是同一个故事。

　　他以无比的热情听我讲述这些章节，让我继续重述这些章节的部分。事后，他的朋友向我叙述此事时，就像阿尔瓦罗跟他们叙述这些章节一样，而我多次占有了他的贡献。第一遍初稿结束后，我把它寄送到他家里，第二天，阿尔瓦罗就在电话上愤慨地对我说：“您使我像一条狗一样跟它的朋友在一起。”我对他说：“这与您跟我说的一点关系也没有。”

　　自那时起，他便成了我的原稿的第一读者。他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但也是很有道理的。我至少有3部小说夭折在废纸篓里，因为他的反对是有道理的。我本人不好说，几乎在我的所有书里都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的帮助。

　　人们经常问我，这种友谊如何能在这样不寻常的时间里长存下来。

　　回答是简单的。阿尔瓦罗和我很少见面，仅仅是朋友。尽管我们都曾在墨西哥生活30多年，又几乎是邻居，就是在那里我们也很少见面。当我想见他，或者他想见我的时候，我们事先电话联系，以便确定我们都希望见面。

　　我仅有一次破坏了这种基本友谊的原则。情况是这样的：被龙舌兰酒困扰着的我，和一位十分亲爱的朋友，在凌晨4点钟，叩开阿尔瓦罗房间的门。他当时是单身，过着一种听从命运摆布的忧郁生活。

　　面对他那仍被睡意困扰的目光，我们没作任何解释，便取下博特罗的一幅长1.2米，宽1米的珍贵油画。我们没作解释，带上油画，并对他做了他赐予我们的表示，走了。

　　阿尔瓦罗从未对我说过一句有关那次突袭的话，而我一直等到他70寿辰这个晚上，才向他表示我的歉意。

　　这种友谊的另一个好支柱是我们多次在一起进行的旅行。这便于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关心别人和别的事，只有实际上值得时，我们才一个人关心另一个人。

　　我们对旅游学校最美好的回忆不是上课，而是课间休息。

　　在巴黎，我正在等待着女士们购物，坐在时髦咖啡馆台阶上的阿尔瓦罗，把头扭向天空，翻着白眼，伸出一只乞讨的手。这时，一位无可指责的先生，用典型的法语调儿对他说：“您是个穿着卡耶尔之流运动衫的无耻的乞讨之徒。”他给了阿尔瓦罗一个法郎，在不到一刻钟内，他收到40法郎。

　　在罗马的弗朗塞斯科。罗西之家，阿尔瓦罗用自己创造的意大利语（实际上没一句意大利语），便使费利尼、莫尼卡。比蒂、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对意大利的电影和文学精华着迷；并且几小时的跟他们讲述金迪奥省的恐怖史，使他们惴惴不安。

　　在巴塞罗那，他模仿巴勃罗·聂鲁达的声音和沮丧的语调朗诵一首诗，一个亲耳听过聂鲁达朗诵的人走过来，要求他亲笔签名，以为他就是聂鲁达。他的一首诗，自从我读过之后，就感到不安。现在我才知道，我将永远不认识伊斯坦布尔，那是一首在不可挽救的君主政体下产生的奇怪的诗，因为从来不说伊斯坦布尔，而说拜占庭。这正如在历史给予他理由很久以后，不叫列宁格勒而叫彼得堡一样。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种预感，我们应该为那首承认伊斯坦布尔的诗驱邪。因此，我说服了他，让我们乘一艘慢船走，这正如一个人和命运挑战时应该做的那样。尽管如此，在我们住在那儿的3天里，由于受到那首诗的预兆的恐吓，阿尔瓦罗没有平静的时候。只有今天，当阿尔瓦罗是一位70岁的老人，我成了一个66岁的孩子时，我才敢说这句话。我当时没说，不是怕败坏一首诗，而是为了阻碍死神。

　　不管怎么说，惟一的一次我真的以为差一点儿要死了，也是和阿尔瓦罗在一起。我们驾车行驶到著名的普罗斯的时候，一个患精神病的驾驶员驾车从反方向朝我们开来。当时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右打方向盘，我也没时间看我们跌到何处。一时间，我剧烈的感到，方向盘在空中不听我使唤。一直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卡门和梅塞德斯，直到汽车像一个小孩似的躺在春天大葡萄园的排水沟里时，才喘过气来。我对那次事故还惟一记忆着的是，在旁边座位上的阿尔瓦罗的脸，仿佛在死的前一刻，用一种怜悯的表情看着我，好像在说：“这个笨蛋做的什么鸡巴事。”

　　阿尔瓦罗的母亲曾是个漂亮迷人的女性，但是，20年以来，她已不再照镜子，因为她开始以自己认为的不同方式来看待自己。她是一个进步的老奶奶，她穿着猎人服，骑着自行车，在大草原的庄园里为人们无偿地打针。

　　在纽约的一天晚上，当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我请她留下照看我的14个月的儿子。她一脸严肃地告诫我们要当心，因为在马尼萨莱斯时，她曾对一个孩子使过一招。由于这个孩子不停地哭，她不得不用一枚有毒的甜黑莓使他安静下来。

　　尽管她这样说，那一天，我们在“梅亚西斯”商店里还是把孩子委托给了她。

　　当我们看完电影回来时，发现只有她一个人，而治安机构正在寻找孩子。可她还企图安慰我们，就拿她的儿子同样严肃的例子说：

　　“你们别担心，阿尔瓦罗在布鲁塞尔时也曾让我丢失过，当时他7岁，现在你们看他还好好的。”

　　当然他好好的，这是她的一种文明、极好的解释。他还在半个地球上出了名，这不只是因为他的诗歌，也是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和蔼可亲的人。他所到之处，均留下狂热的奇谈，拼命的美餐和才华横溢的难忘的踪迹。

　　只有我们认识他和最爱他的这些人，才知道吓唬他的幻觉的不过是虚张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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