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34)_虚阁网

三四

　　自《大滴定：论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和《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李约瑟又多次发表论文，演说，补充其新观点。

　　一、70年代，李约瑟提出“恒温器说”理论，来解释中国科技在中世纪缓慢但稳定进步的情况。恒温器能够在外界影响之下，永远保持一种动态平衡。

　　中国的发明创造有很广泛的用途，而这些用途始终融化于稳定的社会中，中国的社会有许多自发和类似人体自控的机能，这正好与欧洲内在不稳定性相反。中国从公元前3世纪就建立了统一的帝国，农业生产、丰富的资源、方块字等以及独特的行政传统等等维系着中国的动态平衡。

　　二、不同性质的封建制度，不仅导致了科技的不同发展，而且许多世纪的熏陶造就了不同的国民性。

　　16、17世纪中国是官僚集权的封建主义，疆域辽阔，当时的种种发明也都当为管理领土而生。而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则是建立在贵族主义和军事封建主义基础上的封建社会。所以在欧洲，资本主义能够应运而生，导致商业界和金融界有能力操纵国家的命运，促进了文艺和科学的复兴。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则严重阻碍了科技的发展。

　　三、与近代缺乏“理念科程制”有关。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说过：理性的科程制是产生科学的基础，而中国从未有过科程制的理念。所谓“理念科程制”是一种理性合理化的社会结构，在结构中尊卑礼从是在一定理性的基础上演进，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法制程序和制度。李约瑟赞同马克斯·韦伯的第一句话，反对第二句。他认为唐、宋有相当理性化的科程制，科举制便是一例，只是到后来，理性的科程制才在中国消失。

　　总之，李约瑟认为，近代科学未在中国产生，有其经济、社会、知识、政治各方面原因。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形成、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一种成套的事情，一有都有，四种事情前后发生，彼此关联。探索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诸多因素，可为分析中国没有产生提供借鉴和对照。

　　李约瑟本人经常说《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著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集体合作事业，第7卷也不例外。

　　第7卷由凯利斯·鲁宾逊编辑，预订3分册，分别从中国的经济、科学的社会性、知识性背景几个方面进行研究。第7卷的合作者中，有中、美、加拿大、波兰学者；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中国逻辑史学家、文学家等等。阵容如此强大，虽然李约瑟已离开我们，我们有理由相信，第7卷不久便会问世。

　　SCC结论部分没有最终与大家见面，但他的上述论点已为第7卷奠定了基础。中国学者何丙郁认为，李约瑟只有加入新的见解，才有可能作出结论，而这个结论与何的论文《论中国传统科技之盛衰》相去不会太远。那么，何丙郁的看法如何？

　　何认为，解答李约瑟难题，须从中国科学本身固有的障碍、政治和社会的因素、本国文化与邻国文化的交流3方面来说明。

　　1、中国人一贯厚古薄今，满足于中国古代建立的科学思想，即阴阳五行说和论断宇宙现象及变化法则的《易经》。这样，中国人不屑于进一步深入观察、仔细实验，以数学公式解答疑难。这自然是产生现代科学的一个障碍。

　　2、中国旧的教育制度及传统的影响。

　　（a）旧考试制度不重视科学项目，学者只需诵读经书，仿时作文，便可应试；（b）勤练书法耗费时光，更无暇研究科学知识；（c）中国人虽然没有出现类似中世纪崇拜亚里士多德的风气，以及宗教对科学思想的箝制，但中国人以崇古为美德，每有发明，便冠以古人名字增加身价，发明者的姓名，反而被埋没；（d）工艺技术和医药处方，虽然屡有发明，但也世代单传，父子师徒，一代传一代，偶然中断便会失传；（e）13世纪蒙古人入主中原，对于汉人文化学术不感兴趣，更不用提科学技术，这样中国的科学一落千丈；（f）天灾内乱，使包括科学和工艺方面的典籍频频散失；（g）地势隔离，使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受到影响。

　　3、中国官僚制度下，官民对立关系为基本矛盾，在此制度下编织其中的儒家思想、门阀观念、科举制度等等，都是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

　　此外，何丙郁指出，传统观念与西方科学思想的差异在于一个“数”字。欧洲科学革命时期，数学和数字学、天文学和占星术已分道扬镳，但中国传统的数学没法脱离术数，传统天文、律历、地理也没有和术数脱离而走向现代科学。

　　李约瑟半个世纪以来，潜心研究，努力求解这个难题，其目的便是要证明“人类生活中包含着各种办不了的经验，它们各自存在、不能互相排斥：即使在方法上互相矛盾，彼此还是可以解释的，这些经验的各个范畴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能达到绝对真理，不要认为某一范畴是唯一可以解开宇宙之谜的钥匙。只要全面地体验所存的范畴，才有可能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西方由于气候、地理以及社会、经济等因素能够发展近代科学，使人类能够把宇宙知识融合为一个有条理的整体，摆脱自然界许多束缚，达到一个相对自由的境界。而中国人曾经在许多方面，在思想和实验工作方面都作了开端，但没有得到发扬。

　　虽然如此，这两种经验形式仍然各有利弊，西方文明能带来科技的发展，但它不能给世界带来孔夫子的仁义或道家的和平。中国人的有机论哲学，中国文明的灿烂成果同西方科技一起足以建造一个繁荣昌盛的美好世界。

　　对于研究科技史的意义，李约瑟研究所副所长何丙郁的一席话道出真谛。他认为，研究现代科技的人们需向前看，但也需要朝后看，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可以重温科技发展的经验，避免重复过去所犯的错误。

　　同时，科技史的研究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人类的历史讲战争，讲人类相互残杀，讲政府的兴衰更迭。历史书里很少注意和平的、建设性的事情。科技的历史就是讲这样的事。所以有些学者认为科学与文学之间有一条鸿沟。而科技史正是科学与文学之间的桥梁。

　　我们可以用科技史把许多国家联系起来，我们将会发现，人类有那么多共同的东西。

　　正如李约瑟所言：没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多民族集体曾垄断过科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世界各国共同创造和发展了灿烂的现代文明。各个民族的成就，应该由全世界人民携起手来共同赏识，纵情歌颂，而且，世界只有一个，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种新的大同世界的黎明时期。假使人类能战胜那些掌握着空前未有的强权而不负责任的人们所带来的危机，那末，大同世界的观念便能把一切国家的劳动人民团结成一个共同的、合作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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