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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六


  传说经常是事实和虚构的巧妙结合,是为了欺诈,为了给人印象,为了鼓舞人,有时单纯是为了吸引人。但是传说是了解领导素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领导素质的某些方面,在所有领域内——商业、体育、艺术、学术界——是共同的。但是有些方面是政治进程中特有的,至少是更加突出的。

  声望本身不是领导素质,杰出也不是。无需从事领导,在某一方面也能达到杰出的境界。作家、画家、或音乐家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艺术创作。发明家、化学家或数学家也可以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施展他们的才能。政治领袖必须激励追随者。伟大的思想可以改变历史,但是,只有出现伟大的领导时,思想才有力量。

  同样,“伟大的”领袖并不一定是好人。阿道夫·希特勒激发起一个国家。约瑟夫·斯大林行使权力残酷而有成效。胡志明成了超越越南国境的千百万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好人和坏人同样可以被驱使、同样果断、同样老练、同样有说服力。

  领导素质本身在道义上是中性的,它可以促成好事,也可以做坏事。

  因此,伟大的领导人高于其他人,也不是因为他有美德。

  其他人的美德多一些,但取得成功的较少。“好人最后成功”这句格言在政治上比在体育上更适用。伟大的领导人比二流人物高出一筹,他们更坚强、更足智多谋、判断更敏锐,这种敏锐性使他们不犯致命错误,并能看出和抓住那些一闪即逝的机会。

  智力上才华横溢也不是领袖独有的特征。本书所论述的所有的主要领导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们都有敏锐的分析能力,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但是,他们思考得较具体,而不是更抽象,他们注重权衡后果而不是创立学说。教授一般是通过他自己的价值准则来观察世界,然后上升为理论。对一位领导人来说,理论可以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但决不能代替分析。

  什么是成功的领导人应具备的基本品质?这是关于领导因素中最明显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当然,不会只有一种答案。

  在不同的情况下要求不同的品质,但才智出众,敢作敢为、勤于职守、判断敏锐、献身伟大事业的精神以及某种魅力,肯定都是主要的品质。在历次政党竞选活动中,我经常说,我们必须做的是“在工作上,思想上以及斗争上”都能压倒反对派。伟大的领导人要有洞察力、深谋远虑、并愿去进行大胆而又深思熟虑的冒险,当然他也需要好运气。首要的是他必须果断、必须精细地、冷静地分析他的机会,然后断然采取行动,决不能象哈姆莱特那样沉思而无决断,因“思虑憔悴而无所事事”。他渴望行动,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长久以来,一直有这样一种荒诞的说法:一个人只要称职,他就一定会而且应该官运亨通。这未必如此,也不可能如此。“勉强上阵的候选人”,这种不真实的说法多半是在知识界人士中流行,也是阿德拉·史蒂文森吸引人的一种手法。如果你能给我找出一个勉强上阵的候选人,那我准能给你找出一个失败的候选人。一个不情愿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不可能承受选举运动所要求的那种紧张,他也不可能承担领导人应有的牺牲:无情的人身攻击、使人精疲力尽的节目安排、不公正的恶意的批评、难以忍受的讽刺漫画。除非一个人准备忍受这一切,并仍然热情不减地从事竟选,否则,即使选举获胜,他也不可能有坚强的毅力去克尽职守。

  有一种必须具备的条件,人们往往忽略它。它使许多本来很有才华有可能成为领袖的人,没有获得最高职位。温斯顿·邱吉尔在描绘十九世纪英国一位有可能成为伟大领袖的人时,写道:“他绝不摧眉折腰,决不祈求什么”。在美国,托马斯·伊·杜威和罗伯特·阿·塔夫脱,也许由于缺少这种品质,致使他们没能当上总统。1952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政治性宴会上,我坐在杜威旁边,突然,一个有点醉意的客人拍着他的后背,以一种在杜威看来是过分亲呢的方式向他致意。杜威把他推到一边并问我:“那头蠢驴是谁?”此人正是纽约州北部地区好几份较重要的小报的报主。1952年在新汉普夏的初选中,一个小姑娘向塔夫脱要求亲笔签名。塔夫脱拒绝了,态度生硬地解释说,他很乐意与人们握手,但如果他把时间都花在满足人们的签名要求上,那他永远也完不成竞选运动。不幸的是,这个插曲被电视台拍到了,并在美国千家万户的起居室中一再播放。尽管塔夫脱的逻辑是那样的无懈可击,但这个插曲在政治上的后果是毁灭性的。

  领导人因为繁忙,因为自命不凡,由于对别人的打扰和分心恼火,并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这就可能会使他对他认为是劣等的人缺乏耐心。不能“容忍蠢人”会在三方面引起麻烦。第一,领导人要有追随者,他需要的追随者中,其中许多人的思想,他认为是愚蠢的。第二,他所认为的蠢人、不愿理睬的人,并不一定是蠢人。第三,即使是蠢人,领导人也可以向他学习。领导和人民之间,要有一条无形的纽带;如果领导人对人民流露出蔑视,就可能切断这种纽带。然而,必须时刻牢记:领导人不是普通的人。他们不应以一个普通人的:姿态出现,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就会显得做作,不仅虚假而且有失尊严。

  人们可能喜欢邻居家的男孩,但那并不意味着要选他当总统或国会议员。成功的领导人不应以话语来鄙薄人民,应当尊重他们,千万不能傲慢。他一定要愿意,并能够“容忍蠢人”,对那些他要寻求支持的人表示尊敬。但是,他一定要保持一种与众不同的品质,使人们尊敬他。如果他要取得人们的信任,那他一定要唤起对他的信仰。这种作法不仅是正当的,—如果他是平庸之辈,他就不会成为领袖——而且在民主社会中,造成领导的这种神秘性是必要的。

  领导人不仅要学会如何讲话,而且要懂得什么时候缄默不语。卡莱尔曾经说过:“缄默是成就大事的因素”。戴高乐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一位领导人来说,缄默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也只有当我们倾听而不是在讲话时,才能学到东西。

  我多次见过乍到华盛顿的政界新人,他们那种表面上善于词令、即兴长篇大论的能力,曾使新闻界及他们的同僚眼花镣乱。但不久,这种新鲜劲就消失了。他们发现人们不是从他们如何演讲,而是从他们讲什么来衡量他们。他们由于不是法国人所谓的严肃的人而被摈弃。最能言善辩的人,往往是思想上最肤浅的人。有可能成为领袖的人,在做抉择时,一条可靠的法则是:遇事少言多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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