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95)_尼克松

九五

　　“他很强硬；不过，他能够达成其他人不一定能够达成的协议。以色列需要一项协议。我深信，在贝京、里根和我之间，可以取得比卡特政府期间所取得的更大、更持久的进展。”

　　在我们谈话结束时，萨达特邀我在以后几个月内的某个时候到他在阿斯旺的冬宫和他再次柏会。他说，届时他将与我进行一次愉快的长谈。

　　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进行这样的长谈了。我虽然又到埃及去，但却是为了参加他的葬礼。那年十月，萨达特在开罗检阅军事队伍时，被一帮刺客用枪击倒了。里根总统请三位前任总统代表他参加葬礼。去开罗途中，福特总统、卡特总统和我一起追怀萨达特的往事。我们对他的勇气、他的远见、他的才能和他的锐敏，都持有一致的看法。不过，当我们抵达埃及时，街上却几乎是空荡荡的，与十一年前纳赛尔去世时突然发生的狂乱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萨达特的继承者胡斯尼·穆巴拉克告诉我们，他的人民可能仍然处于一种震惊的状态之中，不想在公开场合表示哀痛。

　　我认为，埃及人对萨达特的矛盾态度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纳赛尔具有普通人的风度，尽管他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从不爱好奢华，与纳赛尔相比，萨达特生活很讲究。他有十个总统官邸，还有一位精干世故、口齿伶俐和修饰得无可挑剔的妻子。他穿着昂贵的西服，抽着进口的烟丝。

　　尽管萨达特从来忘记他的农民出身，但并没有打算使人民相信他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事实上，取得成功的领导人中也很少有人如此。从理性上而言，萨达特对他的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但象戴高乐对法国人的态度一样，他对人民缺乏深厚的个人感情。不过，他们在许多方面仍然应该感谢萨达特。在他去世时，并没有一个埃及士兵在作战；埃及的经济虽然还很脆弱，但埃及人比十年前要富裕得多。萨达特还采取了减少新闻检查、让人民享有更多的公民自由、控制秘密警察的活动等措施，朝着拆毁纳赛尔的警察国家的方向，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

　　纳赛尔是一位易动感情的人；萨达特则是一位善于思索的领导人。纳赛尔能够看到人民的心灵；萨达特则把他的眼光从人民的头顶投向远方。由于他与人民疏远，他受到的尊敬多于热爱。此外，正是他的深居简出、冥思苦想，使他能够把中东问题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使问题变得似乎不是完全不能解决了。

　　萨达特的葬礼并没有那种过分激动的场面，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只可能有一个纳赛尔。人们为他激动，因为他是第一位总统，是缔造者，独一无二的缔造者。人们本能地知道，象他这样的人绝不会再出现了。没有人能够取代他。他们把埃及的一切归功于纳赛尔。不过，他们自己也喜爱历史的痉挛、骤然激发出来的自豪感、以及在一个民族的生命长河中仅有一次的遽变。

　　对纳赛尔来说，萨达特是一副解毒剂。他从前任的成就的基础上前进；在必要时，又能够修正前任的错误。现在，穆已拉克总统也有类似的机会，做萨达特做过的同样的事情。参加萨达特的葬礼后，我到其他几个中东和北非国家首都去旅行，和他们的领导人进行私人会晤。由于萨达特签订了戴维营协议，他们对他持批评态度，抱怨萨达特对巴勒斯坦人的境况不予重视。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长期蒙受纳赛尔的干预之害，起初把萨达特看作一位盟友。后来，由于萨达特与以色列单独媾和，他们又深感失望。当他们拒绝附合萨达特的和平战略时，他把他们称为“猴子和嘶嘶作响的蝮蛇”。这使他们极为愤慨。我能理解他们的感情，但我也理解萨达特的感情。埃及终于有了一位把自己的人民放在首位的领袖。与其他中东国家相比，埃及人民为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事业所流的血更多。现在，萨达特有理由认为是采用一种新的做法的时候了。

　　萨达特是一位无畏的革新者。在中东，他采取了走向和平的最大的、最勇敢的步骤。现在是他的继承者完成他开创的进程，并修补埃及与其保守的阿拉伯邻国的篱笆的时候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埃及在1981年就已准备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了，就象他们1969年所做的一样。这种转变虽然可能是在一种令人可怕的境况之下进行的，但由于萨达特具有一种神秘的气质和相信先天受命，因此我相信他本人也是会接受这种概念的。

　　一位领导人的最伟大的贡献，常常在他去世之后才能显露出来。到了那个时候，他的后继者将会沿着他所奠定的基础向前迈进。

　　萨达特是被旧世界的势力杀害的。这种势力钻进了新世界，把他打倒了。因为他寻求和平而不是寻求圣战，所以他的行刺者说他抛弃了伊斯兰教。在许多方面，埃及比它在中东的许多邻国更为现代化、更具有世界性。纳赛尔虽然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但在沙特阿拉伯仍然禁止电视的时候，他就通过流行歌曲来宣传他的革命了。然而，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及伊朗一样，也有很多好斗的伊斯兰信徒。萨达特迈向和平的每一步，同时也是走近个人险境的一步。因为在他的敌人中，有许多人对和平毫无兴趣。中东的领导人在跨越新旧世界的前沿地区时，总是冒着极大的危险：萨达特象伊朗国王和费萨尔一样，越过了这些疆界，最后也为之献出了生命。

　　在萨达特去世前十四个月，我和他一起在埃及加入了另一个送葬行列，悼念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伊朗国王死于癌症：萨达特则死于行刺者的枪弹。但他们两人都是中东爆炸性紧张局势的牺牲品。伊朗国王是逃出他国家的流亡者，孤寂地死去了。在各国领导人中，萨达特是唯一有勇气给他以庇护的人。因此，巴列维总算在某种体面的、不失身份的情况下，度过了他的最后几天。在伊朗国王当政时奉承过他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看到他既已倒台，却都避而远之。

　　我抵达开罗以后，在送葬曲奏起之前见到了萨达特。他伸出手向我走来，说：“您能来参加，实在太好了。”我对他说，在美国拒绝伊朗国玉居留之后，他竟能给他以庇护权，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他对此表示怀疑，答：“嗯，勇气？不，支持一位朋友并不需要勇气。我不外是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从这件事可以看到，萨达特作为一个人和一位领导人所具有的品质。他既忠于有权势的朋友，也忠于那些软弱无权的朋友。送葬那天，我在亚历山大他的行宫中拜访他时，他也表现了同样的品质。

　　我们讨论了即将来临的美国大眩他知道我支持里根，也知道卡特的威望正在不知不觉地消失。但是，他一次也没有对被他亲呢地称为“我的朋友吉米·卡特”的这个人说过一句轻蔑的话。

　　伊朗国王对未来的理想，和纳赛尔的理想一样宏伟；他寄予于人民的希望，也象纳赛尔一样强烈。这两个人中，伊朗国王是一位比较好的国务活动家，·纳赛尔则是一位比较好的政治家。我相信，伊朗国王是中东最有才能的领导人之一。但是，他因为到了很晚的时候还低估他的敌人的力量，终于被他们坏倒了。由于二十世纪的人们迷恋于浪漫的革命，伊朗国王在世界上的大多数朋友——包括美国在内——在伊朗革命之后，又把他看作一个被遗弃的人，因此，他几乎受到了普遍的中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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