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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1889年,尼赫鲁生于阿拉哈巴德——它现在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他的父亲是克什米尔一个有钱的婆罗门,而且是印度最杰出的律师之一。尼赫鲁与克什米尔这种祖传的联系,很可能是他后来那么热衷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一个原因,他决意把克什米尔变成印度的一部分,拼命反对让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自已的问题。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自决权有利于巴基斯坦而不利于印度。

  尼赫鲁本人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受过英国的绅士教育,并于1912年被接纳参加英国律师界。回到印度后,他当了一个时期的律师。但是,1919年英国在阿木里查对印度军队的大屠杀使他极为愤怒,从那时起,他就献身于印度的独立事业了。

  他是圣雄甘地的信徒。然而,他在政治上倾向于甘地的左翼,而且不象甘地那样信奉非暴力主义。他向别人鼓吹非暴力;但当使用武力符合他本人或印度的目的时,他又不怕使用武力。

  尼赫鲁似乎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竞选者。1937年大选之前,他作为国大党执行委员会主席进行竞选,在二十二个月中,行程达十一万英里,一周之内作了一百五十次演讲。

  三十年代期间,尼赫鲁因为参与抵抗活动而一再受到监禁。第二次大战中,他反对援助大不列颠——除非英国立即让印度独立——因此被再次投入监狱。他在狱中写下了他最好的著作,包括他的自传,以及以给他女儿的书信的形式写成的世界史。战争结束时,他参加了分割次大陆和使印度及巴基斯坦成为独立国家的谈判。1947年,他成为印度第一任总理,并一直担任该职到1964年他逝世时为止。

  尼赫鲁中等身材,大约五英尺十英寸高。他五官端正,育着一个鹰钩鼻和一双暗棕色的、善于表达感情的眼睛。他还具有一种贵族式的风度。他的英语,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语,也都是无可挑剔的、严谨的。他可能也是一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具有超凡魅力的演说家。尽管我从来没有机会听过他向群众讲话,但他那种使人数众多的听众入迷的能力,也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据说,他有一次使一百万人都听得入了迷。只要他到场,数以十万计的群众哪怕听不到他的讲话,也都会被他吸引住,在我见到的世界领导人中,尼赫鲁肯定居于最有才华者之列。他可能也是傲慢的、不易相处和自以为是得使人难以忍受的人。他还具有一种明显的、他本人也不予掩饰的优越感。

  尼赫鲁也面临过一些会使小人物犹豫动摇的挑战。

  1979年,我在墨西哥的柯奈瓦加最后一次见到伊朗国王时,他议论起尼赫鲁和印度其他领导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他把印度和中国作了对比,说:“中国是一个民族。他们可能讲不同的方言,但他们的书面语言是通用的。不管他们住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着一种共同的社会感。这把他们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了。在政治问题上,他们相互之间可能也有尖锐的歧见,但是归根结底,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为他们的中国传统而感到骄傲。”他又说:“印度却是一个种族、宗教和语言的大杂烩,没有一种基本的印度语言。印度人在议会中唯一能够相通的语言是英语。”

  他指出:印度次大陆的人民信奉六大宗教,讲十五种使用范围较广的语言和数千种次要的语言和方言;印度的历史又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致无法计算它有多少种族和少数民族。他说,在英国人把印度捏合在一起,使它置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以前,印度一直不是一个国家。他认为,印度是一个人口太多、资源太少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尽管人口众多,但具有丰富的资源和为本身提供吃穿的潜力。

  伊朗国王的论点是:印度几乎无法管理自己;谁要是能够成功地把印度一直捏在一起,这个人必定是政治上的天才。尼赫鲁做到了这一点。值得赞扬的是,印度尽管面临着巨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把印度诱向独裁统治的趋势,但尼赫鲁坚持印度应该保留和发展民主制度。

  1953年,我在印度见到了尼赫鲁。在此之前,有些人告诉我说,他是反美的;有些人则说,他是反英的;还有一些人告诉我道,他只是反对白人。这些指责可能都有一点道理。但根据我自己和他谈话得到的印象,我同意已故的保罗·霍夫曼的看法。他对我说过:尼赫鲁只不过是深切地热爱印度罢了。

  尽管尼赫鲁的不少年月是在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中度过的,而且他在英国监狱中也被关押得衰弱不堪,但他仍然十分欣赏英国诗歌,有时还去英国度假。他突出自己,以第三世界的发言人和“不结盟运动”的缔造者自居。但他也处处显示出要人们认真地把印度看成一个大国的态度。这位高傲的人对英国统治者把印度人当成二等人的做法感到非常愤慨。他后来向世界其他地区讲话时流露出来的那种优越感和傲慢态度,看来也是出自内心的。印度人民对他的奉承,使他的这种态度更加变本加厉了。三十年代中,随着他的威望的增长,他的妻子和女儿有时揶榆他道,“喂,印度的宝贝,现在几点了?”或者说,“唷,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化身,请把面包递过来。”

  1953年我见到尼赫鲁时,他至少用了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谈论美印关系,又花了二半以上的时间长篇大论地对我讲述他所谓的、印度正面临着来自穷兵赎武的巴基斯坦的危险的问题。尽管他在这次讲话中谈到的是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假设性的威胁,他的举止却预示着如下时刻的到来,十八年后,得到苏联供应的印度军队在他女儿的领导下肢解了巴基斯坦,并威胁要消灭它——这是我根据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偏袒”巴基斯坦的政策设法予以否定的目标。

  回首往事,我认为他把无可争辩的、超凡的才能和精力过多地用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上,这是他的一大弱点。尼赫鲁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完全有可能和有力量攫住即将射向巴基斯坦的子弹,和平地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不幸的是,他在世之时,未能使自己这样做。印巴冲突是战后的历史上愚蠢地耗费军事力量的最悲惨的事例之一。几十年来,这两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虽然有几亿人生活于赤贫之中,但它们每年还都花几十亿美元去购置武器,其基本目的不是为了防御来自北方的侵略的威胁,而是为了互相残杀。

  然而,在我们的会谈中,尼赫鲁也谈到一个我认为是有价值的论点。他说,有四亿人口的印度正试图通过民主的途径来取得繁荣、进步和正义。六亿人口的中国则试图通过专制的途径来达到这些目标。因此,他坚持说,尽一切可能来保证印度取得成功,这是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利益的。这样,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在走上自治的道路时,将会看到民主的途径是可行的;而共产党的实验是失败的。这个论点是为尼赫鲁的目的服务的,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援助。但它也是颇为正确的。

  印度持续地发生经济灾难的原因之一,正是尼赫鲁自己顽固地信奉社会主义。他说过,中国和印度所进行的试验,代表着极权主义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竞争。这句话虽然是正确的,但印度所进行的并不是建立自由企业的试验。尼赫鲁在狱中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三十年代中期,他鼓吹社会主义,并极力敦促他的追随者们组织工人联合会和农民联合会。他一开始就为社会主义的教义所吸引,这是不足为奇的。尼赫鲁出身于特权阶层,在社会道德的熏陶下成长。他长大成人的那个国度,并不是一个工业化的民主国家,甚至称不上是农业民主国家。印度等级制度森严,大量的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使他们出奇的富裕,其他千百万人民瞻念前景,看到的却是难熬的贫穷,早逝甚至成为摆脱贫穷的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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