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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


  单凭他的洞察力和冷酷无情,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他同时还具有能够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我见到他时,感到他们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动的诗歌是在长征途中或长征以后写成的。

  他在描写使人振奋的斗争场面,特别是描写残酷的斗争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读起来感到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象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

  1972年,毛泽东在与我的晤谈中用他的大手在我的面前一划,以一种概括我们的晤谈甚至是概括中国全貌的姿态,对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大元帅不赞成这次会谈”稍顷,他接着说,“我们与他之间的友谊的历史,比你们之间的友谊的历史还要长得多。”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这位大元帅在谈到中国时,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手势,清楚地表明,他的谈话不但适用于中国大陆,也适用于他的堡垒——台湾。

  我觉察到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在谈到他们的国家时,都采用有点类似帝王的姿态。毛和蒋所用的手势和语言,似乎都表明他们国家的命运是和自己浑为一体的。这两位领导人在历史上同时出现了。他们之间没有妥协,只有冲突。一位成为胜利者,一位成为失败者。

  说来也奇怪,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许多方面都很相象。他们都是东方人,毛泽东一生只有两次离开中国,1949年和1957年,他先后两次去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蒋介石也只有两次出访,离开亚洲:一次是1923年受命去莫斯科,一次是1943年去开罗出席四强会议。他们两人经常长期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毛泽东利用这一时间写诗:蒋介石则经常一边在山间散步,一边背诵古诗。这两个人都是革命家。毛泽东造了他专横的父亲的反和整个社会的反,蒋介石则造了国内腐败、对外软弱无能的满清王朝的反。有趣的是,蒋介石割掉他的辫子——这是造反的象征——比毛泽东还早七年。

  他们两人之间,既有表面上的差别,也有实质上的差别。

  毛泽东懒散地躺在椅上的样子,就象是不留心丢在那里的一口袋土豆,蒋介石笔直地坐着的姿态,则好象他的脊梁骨是钢制的一样。毛泽东很随和,无拘无束,说话很有幽默感,使谈话气氛很轻松;我与蒋介石会见时,却从未发现他有任何幽默的话语。毛泽东的书法是信笔成书、不拘俗套的,蒋介石的书法则笔直字方,一望成行。

  他们二人的差异,更深刻地反映在他们爱国的方式方面。

  他们都爱国,毛泽东力求把过去的一切推倒重来,蒋介石则力求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国家。胜利之后,毛泽东简化了汉字。这不仅是为了便于书写,而且是为了铲除造形复杂的汉字所写成的历史。蒋介石在溃败之时,还在接送难民的分舰队中腾出地方,枪运了近400000件中国古代艺术品(去台湾),而把他的许多忠实助手和士兵留在大陆。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他提到蒋介石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还把共产党领导人称为“匪徒”。我问毛泽东:“你们怎样称呼蒋介石?”他笑了笑,周思来接过话头回答:“一般说来,我们叫他们为‘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也称蒋介石为匪徒,他们用匪徒的称号来回敬我们。当然罗,这不过是彼此相骂罢了。”周思来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象在公园里乘坐滑车一样,时起时落。二十年代初期,周思来在黄浦军校工作时,是蒋介石的下属。据说当时蒋介石曾称赞周恩来是一位“明智的共产党员”。几年之后,蒋介石却又悬赏八万美元搜捕周恩来。但总的说来,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周恩来和其他几位官员在提到蒋介石时,他们对蒋的态度显然是相当复杂和自相矛盾的。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恨蒋介石;作为中国人,他们又尊敬甚至钦佩蒋介石。在我与蒋介石的所有谈话中,他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对共产党人有何尊重可言。

  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第三位伟大的领袖——蒋介石。我既以美国副总统的身分、也以美国公民身分与他保持着联系,并与他建立了极其珍贵的私人友谊。我高度评价这一友谊。这就是与北京重建外交关系对我来说是如此深刻的、曲折的个人经历的原因。

  蒋介石和他的夫人经常欢迎我致他们在台北的豪华公馆作客。蒋夫人充当谈话的翻译,但她有时也参加讨论。象蒋夫人这样曾在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充当翻译,真是再好不过了。她的汉语和英语都十分娴熟,很有辩才,再加上她对她丈夫的想法了解透彻,所以她在翻译中遇到汉语或英语中没有相应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时,都能够斟酌损益,把原意准确地表达出来。

  更重要的是,蒋夫人远不只是他丈夫的一位翻译。历来育一种风尚,这就是贬低领袖们的夫人在历史上和个人方面的重要性,认为她们的扬名、显赫,只不过是与其丈夫结婚的自然结果。这不仅忽略了这些领袖夫人在幕后所起的作用,而且也贬低了她们所具有的品德和特性。我认为,蒋夫人凭她的才智、说服力和道义上的力量,完全可以使她本人成为一位重要的领导人。

  蒋夫人与毛泽东的第四位妻子江青相比,其性格的差异比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差异更大。蒋夫人是一位有教养的、修饰华美的、非常女性化但又意志坚强的人。江青则是一位粗鲁的、缺乏幽默感的、一点女性特征也没有的人,是一个分不清性别的、狂热的、典型的共产党女人。惠特克·钱伯斯曾经告诉我:“当您遇到一对信仰共产主义的夫妇时,您会经常发现,那个女的准是两个中最狂热的一个。”就江青而论,惠特克的话是完全符合事实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江青更加冷酷、更为粗野的人了。当我和她一起观看她特意为我安排的文艺宣传节目时,她看起来既没有毛泽东的热情,也没有周恩来的优雅。

  她显得非常紧张,以致于她的前额和手都冒出了汗珠。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典型地表现出她那种令人不悦的、好战的态度。她说:“你为什么从前不来中国?”

  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与江青相比,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位女性。

  我在1972年见过她: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不久,又见到了她。

  邓颖超看起来差不多与周恩来一样的优雅和干练。除了和周恩来的关系外,她本人过去是、而且现在也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在党内独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然而,邓颖超不象江青那样,她不允许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损伤她的妇女的气质。

  饶有兴趣的是:周恩来一生只娶了一位妻子,而毛泽东有四位。

  中国内战造成的分裂给宋氏家族带来了不幸的结局。蒋夫人的父亲——查理·宋因印刷和销售《圣经》而成为富翁。

  他有三个女儿:蔼龄、美龄和庆龄。霭龄嫁给了中国银行的总裁,在中国大陆陷落之后移居美国。美龄与蒋介石结了婚,和他一起反对共产党人,后来又一起流亡到台湾,直至蒋介石去世。美龄现在住在美国。庆龄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创始人孙中山结了婚。在中国内战时期,她站在中国共产党人一边,后来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中受人尊敬的典范。她于1981年去世,北京为她举行了国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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