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62)_尼克松

六二

　　当艾森豪威尔邀请我出席在自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最高级会晤的第一次会见时，赫鲁晓夫和我握手时面无笑容。他以辛辣的讽刺口吻提到我们在莫斯科的辩论。艾森豪威尔说，他看到了从莫斯科带来的电视上放映的短片，并认为这表现了相互克制和相互以礼相待。他尽量用这番话使对方平静下来。

　　然后，赫鲁晓夫抱怨我反对这次访问，并说我正在竭力破坏对他的欢迎，指出我最近的一次讲话是个证明。他说，“由于我读了那篇讲话，抵达这里后我意外地发现，美国人民以宽容和明显的友好态度欢迎了我。在苏联，如果我事先发表反对来访者的讲话，不会有任何这种性质的欢迎仪式。”我提醒他，我抵达莫斯科后，在他的讲话中辛辣地对我进行攻击。赫鲁晓夫声称我的讲话更糟糕，然后他要求艾森豪威尔做出裁决，究竟谁的讲话更具有挑衅性。艾森豪威尔和我互相作手势示意，如果留他们两人单独谈，情况会好些，我立即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在我们安排赫鲁晓夫在美国各地访问时，我觉得有必要找这么一个陪同的人，他能够在赫鲁晓夫对我们政策必定要进行粗暴笨拙的攻击时，予以有效的回击。艾森豪威尔热情地赞同我的推荐：我们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他是一位熟练的外交发言人，在联合国东西方辩论中挺能自我克制，他的职位也够高，足以代表艾森豪威尔充当正式陪同。洛奇十分有效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几乎每到一处，都需要他力挫赫鲁晓夫气焰嚣张的讲话，他既狠狠地反击但又讲礼貌。

　　这次旅行结束后，洛奇对我说，赫鲁晓夫是“苏联的哈里。杜罗门”。他们两人都是头脑简单、直率和粗鲁的人。我敢肯定，他们两人谁也不会欣赏这种比较。洛奇认为，在美国各地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受到了一次真正的教育。他对我说，当这位苏联领导人看到加利福尼亚各工厂停车场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小汽车和衣阿华州玉米地的巨大生产效率时，他张着大嘴，瞠目结舌。

　　在美国各地旅行后，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到戴维营去了，试图经过反复讨论就双边问题达成一些协议。艾森豪威尔要求我出席在阿斯本·洛奇的起居室举行的这次谈判的第一次全会。很清楚，赫鲁晓夫无意达成协议，立即把目标对准我。

　　他一边直视我，一边说，艾森豪威尔政府中许多成员想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但也有一些人希望坚持对抗政策。他不停地凝视着我的眼光是不会被人误解的，但他没给我可以做出反应的任何理由。因此，艾森豪威尔插话说，他认为就当前对外政策来说，他的政府是一致的。

　　赫鲁晓夫独有的俄国式的自卑感和他对苏联威望那种着迷似的情感使他觉得他的荣誉不断受到蔑视，而别人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在全会后的午餐会上，我试图使谈话活跃起来，问赫鲁晓夫有何业余爱好。他说，他喜欢到黑海游泳，或到乡村去打猎。艾森豪威尔说，他喜欢出去钓鱼、玩高尔夫球，但他发现难以摆脱这种不停地为电话所打断的情形。赫鲁晓夫听完翻译后，为一句话又生了气，并说，“在苏联也有许多电话。事实上，我们不久将比美国多。”文森豪威尔意识到，他的客人当真了，不禁笑了起来。

　　午餐后，艾森豪威尔和我意见一致，我应当回华盛顿去，希望在我不露面的情况下，他与赫鲁晓夫也许会进行建设性的会谈。这位总统以他的通情达理的态度和富有感染力的魅力尽了最大努力来争取这位苏联领导人。但是，赫鲁晓夫就苏联最近成功地进行空间探测一事表现出来的趾高气扬，刺激了艾森豪威尔，比在谈判桌上刺激得还要厉害。这时，艾森豪威尔结束了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一切祝酒、宴会、友好的外交谈话都不会使赫鲁晓夫在坚如磐石的立场上后退一步。但是，赫鲁晓夫起码认识到，艾森豪威尔表面上显得友好，骨子里却是一个铁人。

　　我最后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他回国前不久，在苏联大使馆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我对他说，我相信他的访问顺利，受到了非常有礼貌的接待以及非常热情的欢迎。他忽气冲冲地顶了我一句，“如果我的访问顺利，那不是因为你想要让它顺利。我得到的报告说，你希望这次访问失败。”

　　我感到，他那种不断表现出来的好斗的言谈举止，其背后必有某种目的。赫鲁晓夫知道，1960年总统选举即将来临，我可能打算当候选人。在“厨房辩论”后，我的名望越来越高，这一点明显地使他恼羞成怒。他这种回击的方法是炫耀自己的口才。

　　“首先，他企图破坏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威望。他可以通过破坏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威望来破坏我的威信，他这种推断是对的。他想必推想到，如果美国人民相信他们的总统在与苏联关系上能取得进展，那么认为总统确定其继承人是个最好的选择。如果总统在这方面显得无能，美国人民就会抛弃我。当他的军队于1960年在俄国上空打下美国U一2间谍飞机时，他使得四大国巴黎会议因此而夭忻，并无耻地利用这个事件竭力让艾森豪威尔当众出丑。使美国感到难堪显然是符合他的利益。

　　然而，他也不会放过一个机会来破坏对手参加选举。

　　有人也许争辩说，赫鲁晓夫真为由于侵犯苏联领空这件事而感到气愤。但是，除了U—2事件外，我不曾记得他曾几何时采取这种假正经的伪善态度，说苏联没有从事过间谍活动。

　　1959年在他别墅举行的午餐会上，他向我耳语说，他获得了一份：“美国战争行动计划”，他怀疑我们的间谍也获得了苏联的计划，他甚至拿间谍活动开玩笑。1959年在白宫为赫鲁晓夫举行的宴会期间，他被引见给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赫鲁晓夫讥讽说，“我看了你也看的报告。”然后建议我们两个国家应当搞联合情报网，以便节约经费。“这样，我们不必为了同一个情报而花两次钱。”我受不住诱惑而把这位苏联领导人引见给爱德加·胡佛。一听说胡佛，赫鲁晓夫便斜眼看着他说：“我想，有几个人我们都认得。”

　　他对我持续不断地采取好成的姿态也起了作用。他确信报界听说我们之间的对抗情况，会很快发表许多有关“赫鲁晓夫不喜欢尼克松”的传说。这些传说产生了预期的结果。选举前不久，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的夫人极力主张我设法做点补救工作。她说，她的朋友正在谈论是否投票选举肯尼迪，因为他能够与“赫鲁晓夫合得来”，而我不能与他相处。选举后，赫鲁晓夫公开向新闻记者吹嘘说，他竭尽全力促使我选不上。几年后，他甚至声称，已告诉肯尼迪：“我们使你当了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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