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传(50)

五〇

　　正值欧洲战云密布，世界笼罩在法西斯主义的阴影之下时，美国举国上下却生活在一种浓郁的孤立主义氛围之中。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战争的危险、对如何阻止和打击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等这类问题漠不关心。他们倾身心地对付大萧条引起的无穷无尽的个人危难，厌倦和反感那些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国外的劝告。他们反对美国卷入欧洲那似乎是永无尽头的恩怨和纠纷之中。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治·厄尔的主张就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心理。他宣称：“让我们把眼睛转向国内。如果世界将变成一个荒芜、仇恨和苦难的原野，那就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守护和保全我们自己的自由绿洲。”

　　孤立主义情绪是美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若探本溯源，它可上溯到国父华盛顿发表的《中立宣言》和《告别演说》。华盛顿谆谆告诫美国人要信守这样一条准则：即坚决不要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免使美国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华盛顿的遗训被历届国会奉为圭臬。此后的门罗主义福的近一个半世纪里，含义多变。它在普通国民中也具有广泛的影响。美国与多事的欧陆间隔着大洋。当时没有国际航班，少数美国人出国就坐远洋轮船，从纽约到罗马最快也要10天，从加州到东京起码需半个月。二战前横渡大洋实属不易，天然的屏障给美国人一种地远心自安的保守、自重心理。

　　坚决反对美国卷入国际纠纷的言行和阻挠罗斯福可能迎击法西斯势力扩张侵略的活动，主要来自国会、内阁甚至罗斯福身边顾问中的孤立派。它们主要代表中西部和西部的农场主和新兴工业资本家的利益要求，它们反对那些与欧洲关系密切的东部大财团和英国的国际金融财团。此外，赫斯特报系、库格林神父、朗、三K党人、德裔美国人联盟以及少数民族中的法西斯组织等，都是坚决的孤立主义分子。

　　20年代的美国历史学家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料的重新发掘与研究，认为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卑鄙争夺，并与军火的制造和贸易息息相关。新闻界人士声称，美国及仆人民在1917年是被＂发战争财的人和协约国宣传＂两种势力气进了一场毫无价值的战斗事业中去的。舆论界的一些领袖甚至公开为他们在1917年把美国带进战争感到内疚，并决心永远不再滥用美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历史学家还论证说，一战和南北战争一样，是个悲剧性的大错。

　　修正论者认为，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他们因此把布赖恩推崇为一战前外交活动的英杰。他们认为威尔逊发表的那些理想主义的声明，掩盖了谋取暴利者们恶劣的贪欲，而且全国都受到协约国巧妙宣传的摆布。参议员威廉·博拉等人则深信国际联盟＂不过是欧洲军事机其中的一个齿轮＂。还有不少人认为：如果要避免战争，就应当迁就希特勒，他要求生存空间似乎并非无理，他想把所有德国人联合在一面旗帜之下，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是实行民族自决原则，做得比威尔逊在凡尔赛所做到的还要忠实。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美国人民普遍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深感失望。一场以牧师、妇女和大学生为主力军的和平主义运动在30年代得到了大发展。各级教科书极力贬低尚武的英雄人物，军事史几乎被取消，儿童们被劝告不要去作打仗的游戏。每年的五一劳动节都有数十万大中学生为和平而罢课、游行。不少知名的宗教界领袖加入了反省自己一战＂罪行＂的行列，他们纷纷在公众面前痛切地忏悔自己曾在某种意义上对一战的支持，并＂毫无保留地答应永不重犯那种错误＂。有一位评论家指出：所谓＂永远不再＂的誓言成为30年代的一种风气，恰如宣布禁酒之前人们纷纷发誓戒酒一样。

　　国内孤立派对新上任的罗斯福总统戒心极重，因为他们对罗斯福的成长史、背景、从政经历、言论等了如指掌。他们在罗斯福上任不久，就进行了一次有关武器贸易及其在世界政治中有害影响的调查。1934年4月，参议院又成立了以著名孤立派北达科他州共和党人杰拉尔德·奈为首的调查军火工业的特别委员会。调查对象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火制造商和银行家。如此重提陈年老帐，目的在于给罗斯福来个＂敲山震虎＂。该调查委员会得出了令国民震惊的结论：美国在1917年参加欧洲战争既非保卫本国的利益；又非捍卫民主制以拯救世界，而是那些军火利益集团和金融家们施展阴谋诡计而招致的结果。该委员会同时发掘了不少耸人听闻的证据材料，以支持、佐证上述结论。这就使美国公众轻易地得出结论，即认为华尔街为牟取暴利而需要战争。《芝加哥论坛报》、赫斯特报系以及一些历史学家和作家顺势推波助澜，使很大一部分公众舆论变成一种极其天真的意见，认为美国上次被怂恿着卷入战争，为的只是让＂死亡商人＂发财，我们若再干预任何未来的欧洲战争就等于犯罪。

　　由于受到如此强烈的掣肘，更由于国内大萧条的深重局面等待收拾、整顿，罗斯福在第一个任期内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没有多大的自主性或可供他发挥的余地。更深一层的原因是：罗斯福1932年竞选胜利所付的部分代价——即无条件地反对美国同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努力进行合作和奉行建立在不卷入国外纠纷基础上的谨慎的中立政策——使他很难立即在当选后回归到真实的自我，充其量只能做一个遮遮掩掩的＂私下的国际主义者＂。而在表面上，他只能身不由己地随着1932年的惯性下滑。这是一种＂在一个没有门的墙上去找一扇门＂的景况。于是，在很多公共场合，他合着孤立主义者的调门泛泛而谈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甚至担心，值此政策气候下，外交上的轻举妄动将会损害他那来之不易的政治上所受的拥戴和他那心爱而又优先的国内政策纲领。因此，他对于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的冷漠和打击、他对于胡佛的国联和战争贷款政策的继续贯彻，以及他听任国会通过空前的高额保护关税，都是善于见风使舵的罗斯福总统权衡利弊后不得己而为之的一种结果。从倾向性上看，它们是一种从原有的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退却。总之，这一切，都可概称为＂罗斯福的现实主义＂。

　　有一个插曲似乎说明罗斯福并未甘心一味地退却。当他根据一份详细的调查得知，将有大约2/3以上的议员赞成美国参加国际法庭时，他立即在1935年1月要求参议院批准该法案。可是，他的要求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以库格林神父和赫斯特报系为首的孤立主义势力大造舆论攻势，把国际法庭说成是与国际联盟一样的可怕的组织，是国际银行家和财阀的罪恶工具，恪守传统准则的美国万万不可进入这间房子。这种煽动立竿见影，全国各地的抗议信件、电报如同雪片般飞向国会，邮差用手推车把它们不断地送到参议院办公室。同时，强大的院外集团成员在为反对此法案通过而四处活动。这样，参议员中的反对派由最初的10名增加到36名。罗斯福的情报失灵了。该法案以7票之差未获2/3多数。罗斯福又一次地领教了孤立主义势力的厉害。这使他更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总统，他在外交事务中暂时还不能随意行动。他只能在斡旋中等待，或者在适宜的时候进行解释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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