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传(52)

五二

　　10月28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上午9点，莫斯科电台宣布，9点整将广播重要声明。要么是和平，要么是战争，这将是最后的界限。如果赫鲁晓夫拒绝了约翰·肯尼迪的条件，美国将发动进攻。

　　苏联广播员开始宣读赫鲁晓夫的答复。关键在第三段：

　　“为了尽快消除危害和平事业的冲突……苏联政府……已发出一道新的命令，撤除你们所谓进攻性的武器，把它们装箱运回苏联。”

　　消息是确实的。约翰·肯尼迪感到非常满意，他告诉三军参谋长，不要让特遣136舰队显示威力了。但他也是有所保留的，他知道赫鲁晓夫的这次退让必然是极其困难的，卡斯特罗也会阻挠导弹的撤出，苏联人没有和他商量，他宣称被出卖了，拒绝合作。约翰·肯尼迪告诫他的官员切不可声称美国取得了胜利。他给苏联领导人写了一封信，结尾是：

　　“我认为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有关地面和外层空间核武器的扩散问题，并为争取禁止核试验做出巨大的努力。”

　　古巴曾是约翰·肯尼迪失败的地点，而这次成为他成功的地点。正是第一次古巴危机的严酷教训让他用稳健地来处理第二次危机，他以一种精心斟酌过的防御、外交和对话相结合的手段赢得了一场个人和国家的竞赛的胜利。约翰·肯尼迪在《勇者之像》这本书的序言中有一段话，可能是对他一生中这13天生活的最好评价：“他可能活得很久，他也可能干上很多事，但这次是顶峰，他绝不能超过今天他所做的事情了。”

　　第十二章　越南难越

　　美国在越南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约翰·肯尼迪在众议员时期就看出了越南势必引起麻烦，1951年他访问越南，回美国后，他说：“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在任何东南亚国家中想取得胜利都是没有希望的。”但随着政治生涯的继续，他也受到冷战言论的影响，冷战派人物认为，美国已经失掉了中国，绝不能再失掉越南了。在肯尼迪开始卷入东南亚时，是无法避免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卷入东南亚的继续，杜鲁门政府向在越南的法国人提供了多半的费用，艾森豪威尔给越南总统吴庭艳的一封信里保证美国帮助越南政府发展和维护一个强大的、能够生存下去的国家，自己有能力抵抗通过军事手段进行的颠覆和侵略。

　　不管在1954年以前美国在越南有无重大利害关系，艾森豪威尔的保证已经让美国和越南无法分割，七年以后，当约翰·肯尼迪接替艾森豪威尔时，邻国政府某种程度已经把安全寄托于美国有无能力信守对西贡的保证时，原先似乎没有道理的多米诺理论——越南的失败将引起美国在东南亚的一系列失败，进而导致美国在世界冷战中的失败——就具有了充分根据，约翰·肯尼迪别无选择，只能在他承袭下来的总的形势中干下去。

　　1960年12月，肯尼迪就职前的一个月，吴庭艳的对手胡志明宣布组成民族解放阵线。当约翰逊副总统问吴庭艳是否需要一点美国兵时，他拒绝了，但他又承认，帮助还是需要的。于是，肯尼迪批准了400名特种部队士兵去越南担任训练工作，美国向越南派出部队自此开始了。

　　1961年5月，新任美国大使弗雷德里克·瑙尔汀到达西贡时，越南的局势已经不妙，乡村的情况日益恶化，游击队自由来去。美国情报局一份报告警告说，西贡政府实际上依赖寡头政治，容忍贪污腐败，已经有很多人对吴庭艳的领导产生怀疑。最严重的时期即将来临。

　　在华盛顿，约翰·肯尼迪所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人们敦促白宫对越南各地不同官僚体制的违法行为进行干预。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要求肯尼迪把打败越共作为真正和最终目标。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他保证，只消40000名美国部队的士兵就可以“消除越共的威胁”，再加上128000人就足以抵抗住北越和中国可能进行的干涉。国防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建议同吴庭艳谈判，探讨订立“防御安全同盟的可能性”。五角大楼也敦促美国尽早毫不留情地对越南的战争进行干预。

　　约翰·肯尼迪下令做进一步研究，同意扩大在西贡的685人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同时批准了再为吴庭艳装备20000名越南部队并承担其费用的计划。但他非常谨慎，没有派美国部队去参加战斗。肯尼迪在猪湾事件以后，对他的激进主义的自由派顾问不完全放心，他还在怀疑卷入越南是否明智。

　　越南的局势一周比一周糟糕，政治上的崩溃已达到惊人程度，社会秩序混乱无比。6月间，越共游击队占领了一个省会，处决了省长，吴庭艳的部队四处逃散。他无可奈何地要求与美国签订双边防御条约。瑙尔汀报告华盛顿后立即得到了肯定答复。约翰·肯尼迪为此派出一个高级调查团前往西贡，其中包括两位最受他信任的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沃尔特·罗斯托，一位将军和一位好战的文官成为关键时刻肯尼迪在越南的耳目，泰勒—罗斯托报告形成了越南问题的一大转折。

　　为了挽救吴庭艳的命运，泰勒—罗斯托报告要求肯尼迪派出一大批美国顾问；更重要的是，立即派出8000名美国步兵，需要时还得增加。作为调查团主要成员的泰勒希望肯尼迪以越南问题为主题发表一次重要的电视讲话。

　　政府中对泰勒—罗斯托报告提出疑问的惟一高级人员只有肯尼迪自己。他拒绝在电视广播中发表关于越南问题的演说，因为那会把越南问题搞的和柏林问题一样明显，他还尖锐地指出，泰勒、罗斯托对美国干预越南的效果是乐观的，可怎样才能成功，他们根本没有提出办法，最让肯尼迪惊愕的还是关于派遣部队的建议，他所有的越南问题顾问几乎都赞成这一建议，说它是考验美国信用的“试金石”，是美国决心承担对越南义务的象征。但肯尼迪否认了这个建议，他说：“他们要一支美国军队，他们说，为了恢复信心和维持士气，这是必要的，但事情的发展会与柏林的情形一模一样：部队开入，高奏乐曲，群众欢呼，可四天之后，谁都把它忘了，然后又会有人告诉我们，必须派遣更多的部队。这就好像喝酒，酒劲一过，你又得再喝。”

　　虽然如此，肯尼迪也难免为多数人的意见所左右，他否决了派遣美国部队的建议，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却有所让步，从1961年12月起，开始加强美国在越南的力量了。和七年前艾森豪威尔的做法一样，肯尼迪在同吴庭艳公开交换的信件中肯定了这一安排。但是没有规定美国援助的限额，以及这一援助到何时为止，只笼统地说直到平定了越共和逐出北越人的时候为止。

　　肯尼迪的顾问对这封信的态度不尽一致，泰勒并不认为其中包含了什么危险，他从菲律宾打电话给总统说：“通过南越卷入一场亚洲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并不十分严重。”但乔治·鲍尔对此举却十分不安。他说，吴庭艳一定会让美国派出步兵，否则他不会罢休。这正是他的真正目的，他可以用美国人为他打仗了，政权由他自己来巩固。他预计不出五年，就会有30万美国部队在越南。肯尼迪虽不十分乐观，却也认为乔治·鲍尔是在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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