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传(33)

三三

　　猪湾这一出悲喜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古巴旅飞行员的基地在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离古巴有3小时20分钟的航程。这些飞行员由于不停地执行任务早已精疲力竭，只有两个人还有气力再做飞行。可是，四名美国顾问相信从“埃斯克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喷气式飞机一定能保护他们，自愿驾驶其余的几架B－26飞机。中央情报局在这次一无是处的行动中，已经犯下了无数错误，现在他们所犯的这最后一次错误则更是毫无道理的。原来尼加拉瓜和古巴属于两个不同的时区，而这些飞行员却忘了校正他们的手表。他们提前一小时到达了吉隆滩上空。这时用来保护他们的喷气式飞机还躺在“埃斯克斯”号航空母舰甲板上一动未动。于是卡斯特罗的T－33教练机便蜂拥而上，一举歼灭了他们，使四个美国人全部丧生。

　　现在只剩下最后咽气的份儿了。从吉隆滩发来的要求增援部队、坦克和弹药的呼声已经减弱。电报变得越来越简短：“海滩继续战斗。立派一切可用之机。”“已退入海中。弹药全部用完。敌人迫在眉睫。必须在一小时内救援。”星期二深夜，开始了最后的抵抗。叛军领导人在卡斯特罗大炮和坦克的包围下于星期三清晨4点32分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我全部装备通讯器材。坦克迫近。已无战斗武器。决定入丛林。我不能再等你们了。”

　　林子里也只能暂避一时，由于原来没有定出撤退计划，叛军最后一一落入敌手。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他不到72小时就粉碎了入侵。古巴旅的幸存者蒙受了在哈瓦那体育宫公开受审和长期监禁的耻辱。由于美国政府在导致这1133人被俘监禁的事件中也有责任，肯尼迪决心首先要阻止卡斯特罗处决他们，并设法使他们获释。

　　大约一年零八个月以后，由于肯尼迪对古巴发出严重警告而保住了性命的俘虏们，在价值5300万美元的物品交换下获释了。

　　无疑，猪湾事件成为肯尼迪一生中最糟糕的失败。从此以后，肯尼迪兄弟转而反对中央情报局。肯尼迪一直把杜勒斯看成是间谍大师和政府的台柱，在猪湾事件之后，肯尼迪改变了他的看法，他说：“杜勒斯是个传奇人物，与传奇人物共事是困难的。”

　　从此以后，肯尼迪尽力避免与中央情报局接近。他罢了杜勒斯的官。他对助手说他恨不能将中央情报局焚化扬灰。

　　也许我们可以理解许多有识之士将后来肯尼迪遇刺与中央情报局联系起来。

　　这是后话。现在肯尼迪正有些烦躁、尬尴和失落。对于他来说，一切都还刚刚开始，生命的高峰还远没有到达。

　　第八章　柏林危机

　　古巴旅的行动在星期三彻底失败。星期四上午，也就是1961年4月20日，肯尼迪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演说，完全采取了战斗姿态。他说，这一次，他决定不同卡斯特罗计较，但是他希望记录在案，“我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美国已经准备采取行动，“如果必要，就单独采取行动，”以“保卫自己的安全”，他还警告莫斯科，“到了那时，我们决不会去听那些已在布达佩斯街头声名狼藉的人，来同我们谈什么对外干涉问题。”

　　也许这是最露骨的冷战语言。肯尼迪从此宣告了他把国际共产主义作为惟一敌人。

　　认真阅读过关于古巴问题的报道的人也有尼·谢·赫鲁晓夫。这位部长会议主席对那些冷战言辞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自己也说过不少。他所感兴趣的是，这位新总统，年轻而又缺乏经验，这一跤摔得真够呛。肯尼迪这会儿似乎还有点晕头转向。这看来是对他猛击一拳的大好机会。

　　肯尼迪知道，克里姆林宫准会这样看待美国的这次大失败的。他估量了经过猪湾事件残存的自信心之后，感到有些惶惑。本来2月份已经安排肯尼迪同赫鲁晓夫6月初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在5月12日还写信来，邀请仍然有效。肯尼迪想延期，但感到这可能被看成一种软弱行为。因此他丝毫不敢放松和放弃，相反加倍努力进行维也纳会谈的准备工作。有人告诉他，苏联主席认为艾森豪威尔两次在和他进行最高级会谈之前都缺乏充分准备，因而对他很看不起。因为艾森豪威尔每遇到一些困难问题总是要问他的助手怎么回答。于是肯尼迪决定，一切重要会谈都只由他们俩人和一位译员参加。

　　赫鲁晓夫同肯尼迪一样，也受到国内强硬路线派的压力。他们认为，要想从对方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惟一的办法就是硬索强夺，咒骂恐吓。赫鲁晓夫本人就很善于这一套，1959年秋天，他就曾在联合国大会上做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表演。由于U—2事件的出现，同艾森豪威尔举行的日内瓦最高级会谈的流产，美苏缓和的希望的破灭，赫鲁晓夫早已不痛快了。因此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要求废除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提出由一个三人组成的执行机构来代替，以代表西方、共产主义和中立国家三种利益。他根据俄国一种三马并拉的车子，把这种安排叫“troika”，即“三驾马车”。他当时脱下鞋子在桌上有节奏地敲了几下以示强调，使联合国为之哗然。主持大会的一位爱尔兰人为了恢复秩序，把木槌都敲断了。这阵混乱使那位苏联主席很高兴，回到莫斯科后还洋洋得意地说：“联合国虚弱极了，眼看要完蛋。”

　　1961年1月6日，赫鲁晓夫为了反击美国自由派对不发达国家的政策——经济援助和必要时进行军事干涉的双管并下计划——提出了共产主义在整个60年代的巨大挑战：“无限支持为求解放而斗争的民族的正义战争”。六个星期后，他的刚果同盟者帕特里斯·卢蒙巴在加丹加省被暗杀。于是这位狂怒的俄国人就称这一谋杀事件为“哈马舍尔德罪恶活动的最高成就”，再次要求立即撤销他的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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