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99)_西奥多·索伦森

九九

　　最后，大多数中立国的领导人开始尊重肯尼迪关于独立和多样化的概念，并且尊重提出这些概念的人了。他们认识到，一种微妙的态度上的转变已使美国同他们国家内部争取社会正义和经济增长的愿望相一致了；美国不再把土地分配、扫盲运动和中央规划看作是共产党的口号，而看作是受到我国政府鼓励，甚至是指定要进行的改革；这个国家现在更常把手伸给那些得到群众较大支持和具有较高社会目标的领袖，而不是伸给通常为西方外交人士所支持的“安全”的右翼政权；而且美国有了一位总统，他既理解又欢迎民族主义革命，并且相信，根据他自己国家的经验，最恰当的贡献并不是关于私人财产或政党制度的概念，而是人类尊严和自由的传统。

　　亚非拉的学生团体、工会和民族主义政党开始降低他们反美口号的调子。他们的联合国代表团开始更为经常地同我们的代表一起投票。以前认为是亲苏分子而受到排斥的几内亚总理塞古·杜尔也攻击共产党大使馆在他的国家内搞阴谋，并欢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和平队的代表团。甚至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加纳的恩克鲁玛和埃及的纳赛尔也不时缓和了他们对美帝国主义的谴责，因为这时在国内也好，在亚非国家也好，美帝国主义这类词已不大有用了。

　　这些人往往是使美国总统感到心情不舒畅的朋友，而且国会对于继续提供援助也很有意见。但是肯尼迪认为，他的政策使他能对这些中立国家的行动保持某种影响，井使它们的领袖有所约束。肯尼迪的个人威信有助于促使苏加诺释放几年前在对他的政府的一次袭击中被打下来的一个中央情报局的飞行员。它还有助于说服纳赛尔制止阿拉伯联盟中反以色列的狂热分子。纳赛尔喜欢肯尼迪的大使约翰·巴多，他也喜欢肯尼迪搞私人通信的做法。苏加诺很喜欢和平队，而且——尽管同司法部长有过一场伤感情的舌战——希望总统前去访问。肯尼迪说，如果因为这些人说过的每一句蠢话或做过的每一件蠢事就抛弃或谴责他们，如果因为他们引起我们不快就切断我们的援助或不运送粮食，那只会对共产党有利。

　　他还希望利用我们的援助和贸易政策“去扩大铁幕后的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南斯拉夫，“在态度上或步调上可能出现的任何分歧”。如果说共产党集团曾经是铁板一块的话，那末到六十年代它已不复如此了。他想鼓励现存的各种民族主义倾向。美国同波兰人和南斯拉夫人的关系虽然动摇不定，但这总比他们完全采取敌对态度要好。虽然铁托同莫斯科的关系有所改善，他仍然愿意鼓起政治热情欢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到白宫来。他迅速向斯科普里^①地震的灾民送去了医疗援助；他在花园欢迎一支波兰男孩歌咏队；他为这两个国家谋求经济援助；他还同国会进行斗争，坚持要给予这两国同其他一切国家相同的关税待遇。他十分同情他的驻南斯拉夫大使乔治·凯南。凯南因为国会背离了肯尼迪的南斯拉夫政策，把它搞成了一个“前后矛盾、没有成果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大杂烩，而辞职了。

　　①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首府。——译者

　　总而言之，这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种精明的办法：帮助某些共产党国家，不帮助另一些共产党国家；既同盟国友好又同中立国家友好；既向私人工程提供资金，也向社会主义工程提供资金；既援助某些革命家，也援助某些反动派；赞同某些一党制的政府，不赞同另一些一党制的政府。国内和国会中有些人仍然认为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以行为不检为理由撤销我们的援助。对于他们来说，总统的这种方针实在太玄妙了。总统在1963年他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一次强调说：“这些国家是贫困的，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有自尊心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激进的。我并不认为国会山的种种威胁会带来通常期望的那种效果……我并不认为斗争已经过去，也不认为这种斗争可能会在本世纪结束。”接着，他相当简明地把以上的意见概括起来：“我认为当今是个险象丛生、风云变幻的世界。我认为我们不得不同它共存下去。”

　　◎第十七章　世界领袖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对于这位年轻得和他们儿子一样的人在工96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感到既忧虑、又好奇。他们中至少有两个人——西德的康拉德·阿登纳和自由中国的蒋介石——几乎公开地赞成尼克松。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对这两位候选人全都不在意，认为他们是“一双靴子——是左脚的那只好呢，还是右脚的那只好？”然而到1961年，无论是友好的、不友好的或是中立的领导人都试图更多地了解约翰·肯尼迪。为了阐明自己的立场、消除他们的疑虑，并“重新探索和平”，肯尼迪立即着手改善联系的渠道。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对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逊表明，他有兴趣尽早与肯尼迪会晤，并在肯尼迪就职时向他发来了一封诚挚的贺电，正如在他当选后一样。紧接着，作为表示愿意恢复巴黎首脑会议失败以后便堵塞了的苏美联络的一种姿态，赫鲁晓夫释放了前一年夏天起被关押的、实际上是与世隔绝的两名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肯尼迪在他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以一种有节制的、讲究实际的方式宣布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他说：“这一行动消除了改善苏美关系的一大障碍。”他明确表示U－2飞机以及其他飞机将不再飞越苏联上空，虽然他并没有把这项行动称作是酬谢。

　　2月11日，总统就我们与苏联关系问题在白宫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腊斯克、邦迪和四个担任过驻莫斯科大使的专家：当时仍担任驻莫斯科大使的汤普逊，继续担任国务院俄国问题专家的查尔斯·“奇普”。波伦，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这个敏感的情报收听站职务的乔治·凯南和艾弗里尔·哈里曼（他在肯尼迪政府内最先担任的职务是巡回大使）。他们中间没有人主张两国政府首脑应举行一次正式的“最高级”会议，肯尼迪更是如此。肯尼迪一贯认为，虽然遇到出现战争威胁时这种会议或许是必要的，或者作为“最后正式批准由较低级的会议所达成的协议的场合”是有益的，但是，“最高级会议不是一个涉及细节的谈判场合”。细节问题须由专职的专家通过悄悄的途径予以处理。最高级会议总引起过度的希望和公众的注意，因而就产生无根据的松懈、失望或紧张情绪，它会把个人威信、体面和政治权术的考虑注入到严重的国际争端中去。

　　但是2月11日的讨论认为，同苏联领导人的私人的、非正式的会谈和举行认真谈判的最高级会议是有区别的。与会者一致认为，私人的、非正式的会谈将有助于让总统估量一下赫鲁晓夫，直接探听出赫鲁晓夫对禁止核试验和其他问题的观点，获得藉以判断赫鲁晓夫言行的第一手印象，并能够比通过信件或比他的前任更清楚、更确切地表明我国将为之战斗的重大利益。这就是肯尼迪的“基本前提”，正如他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阐述的那样，即“联系渠道应该保持十分畅通”，“减少发生危险的机会”，防止他有生以来导致了三次战争的那种估计错误，并达成可以防止核战争，到时候还可以使冷战缓和下来的某种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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