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82)_西奥多·索伦森

八二

　　由于供求关系变化而引起的有选择性的价格调整，调高或调低，这与总的物价稳定和铜价稳定的结构不是不相容的，这是任何健康的经济都有的特征，它和全面涨价是不一样的。可是这篇声明所讲的道理和所提出的警告，使美国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宣布了幅度更小的、更有选择性的涨价，而惠林钢铁公司和所有其他的生产者又把价格调低到接近于它们的水平，结果使价格平均仅上涨了百分之一多一点。这次涨价只涉及全部钢铁产品的三分之一，而几个月以前有选择的减价，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全面的影响。总之，双方的行动防止了另一次大规模的对抗，同时也反映了过去十二个月中政府与企业界之间关系的不断改善。

　　自从就职以后，他曾经反复谈论着融洽和合作这一主题：“政府和企业决不是天生的敌人，而是必需的同盟者。”

　　总统除了向主要的企业组织发表演说并专门为企业问题的作家举行记者招待会外，还积极主持在白宫为一批批人数不多的企业界领袖举行的会晤、午餐会和招待会，对他们的问题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并使他们也更为充分地了解他所关心的问题。他同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就国际收支问题公开交换的信件和1962年12月他就新的赋税和预算计划向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演说，都得到了企业界的好评。但是在所有这些呼吁和露面中，总统只是解释他的政策，而不是改变他的政策。

　　在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达到高潮时，一幅英国漫画描绘了一个发怒的美国经理人员对另一个经理人员说：“肯尼迪这家伙认为是他在管理这个国家！”这个标题是正确的。他的确是在管理这个国家。

　　◎第十五章　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1953年，约翰·肯尼迪是平和而不为人注目地赞同民权立法，认为这是同他的道义直觉相一致的一种政治需要。

　　1963年，他则是深沉而热烈地献身于人权事业，认为这是同他的政治直觉不一致的一种道义上的需要。

　　在他终于唤起全国注意的各种各样全国性弊端中——不仅是唤起政府某一部门或政党某一翼的注意，而是唤起全国的注意——历届政府竭尽全力回避提出的弊端就是种族歧视问题。在他作为总统所作的各项努力中，最重要的或受到最激烈抵制的事情，莫过于他不仅要使这种歧视非法化，而且还要使白人同胞明白歧视是错误的。用理查德·罗维尔的话说，他“抱的信念是：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或歧视在道义上是无法辩护的，在社会上是不能容忍的”。他受到许多黑人家庭的尊敬，同时也受到许多南方白人家庭的辱骂，因为他是抱有这种信念的第一个总统。

　　1963年，美国的黑人革命比以往更为迅速地高涨起来。约翰·肯尼迪并没有发动这场革命，他也绝对无法制止这场革命。但在1963年，他表达了自己对这场革命的崇高愿望的支持，并帮助指引了革命的奔腾潮流。正如许多人所叙述的，他不是由于他无法控制局势而被迫采取这种立场的。相反，他所表现的同情，他所集合起来和任命的人员，他置身于这场革命前列所显示的勇气，这一切都助长了南方黑人领导阶层内要求改革的气氛和满怀希望的因素。假如白宫和司法部所抱的态度不是如此，他们大概就不会冒风险去作出新的努力和施加新的压力了。

　　他执掌总统大权后，加速了自己观念的改变。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总统，他不打算允许南方的州长和其他人藐视法庭和他的职责。他是争取自由的发言人，同时他也认识到，种族压迫是美国自由的污点。他对失业者、收入过低者、退学者和贫民窟居民都表示关切，同时也看出黑人中被迫处于这种境地的人数要比所有其他人占更大比重、种族歧视会造成分裂和浪费，约翰·肯尼迪是相信全国团结才有力量。种族歧视是不合乎理性的，而他却是讲理性的。种族歧视是不民主的，而他却是一个民主派人士，甚至在他成为民主党人之前就是如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挑战，是一场危险的、不得人心的争论，也是我国最紧要的国内问题，而他是一位决心应付一切挑战并留下名声的总统。

　　首先，一种深切的正义与公平的观念推动他这样做。他不止一次宣称：“我不是说所有的人在其能力、个性或意志方面是相同的，而是说他们在发展他们的个性、意志和能力方面应有平等的机会。他们应得到公平的机会发挥他们具有的一切才能。”他不为人为的、武断的种族歧视观念所束缚，这一天性使他在1953年没有把黑人当作黑人来对待。而在1963年，这种天性又使他对那些不愿接受他的关于公平对待黑人的基本义务的人也不予重视。他在1963年6月19日的民权咨文的结束语中对国会说；单纯的正义感要求通过这项计划，“这不仅是出于经济效率、全球外交和国内稳定等原因——首先是因为这是正义的。”

　　在1963年6月总统发出那篇咨文之前，他已渡过了漫长的、艰苦的历程。这个历程始于1961年1月20日，那天约翰·肯尼迪坐在白宫前面严寒冻冰的看台上，检阅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队伍。他注意到，在他前面行进的彩车和乐队队伍中，海岸警卫队的仪仗队里竟然没有一个黑色面孔。那天晚上，他打了个电话给财政部长狄龙，因为海岸警卫队是归他那个部管辖的。这就需要在招募工作中作出特殊的安排，而在1962年海岸警卫队学院在其八十六年的历史中将录取第一个黑人学生。

　　下一周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总统提到了这件事。他要求每位阁员检查一下自己部门的情况。他强调他所关心的不仅是在人数上，而且是在各级岗位——如外事机关，高级决策、专业和管理工作——的任职机会上。在肯尼迪自己最早任命的人员中有副新闻秘书安德鲁·哈彻和住房建筑与房屋财政署署长罗伯特·韦佛，两人都是在他们黑人中“第一个”担任这种职务的。

　　在以后的一百天、一千天里，总统的告诫受到了重视。黑人第一次被任命为驻非洲及驻欧洲国家的大使、合众国的检察长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长官。（自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将近一世纪前担任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警察局长以来，这个职务第一次又由黑人担任。）奉命担任联邦高级职务的黑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包括一名助理国务卿帮办、一名劳工部副部长，以及几个部门和委员会的成员。在多数部门里，担任高级专家或管理职务的黑人人数增加了好几倍。例如，在司法部，黑人检察长的人数从十人增加到七十多人。这些新任命的人中有些是从内部晋升的。其他人则是通过特别的人员充实计划以及文官委员会、外事机关和其他机构所召开的地区一级的会议聘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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