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53)_西奥多·索伦森

五三

　　他还说，同我们在马歇尔计划实施初期所作的努力相比，他的计划就所负担的费用而言，按比例只相当于当年的四分之一，但是需求方面却比当时更大了。“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下子对此变得这样厌倦”，他在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国会有它的责任，但是……没有这项计划，我就不能在外交政策方面尽到我的责任。”

　　但是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安那州的奥托·帕斯曼却认为，他每年要尽到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多地削减掉一些对外援助。帕斯曼对总统个人的呼吁无动于衷，他并且在两党的北方和南方议员、保守派和自由派议员的支持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出外援计划中的一些浪费和错误的事例来。由于国会经常挑剔、执行机构经常改组、拨款经常推迟，以及该计划的最热烈的拥护者经常改变重点，这项计划未能自始至终保持高效率和吸引力。有势力的选区或利益集团没有一个是支持对外援助的。马歇尔计划至少对那些祖籍为西欧受援国的美国人具有号召力。然而几乎没有什么选民同印度、哥伦比亚或是坦噶尼喀有密切的关系。

　　每一年肯尼迪总被帕斯曼弄得有所损失，每一年总统也总稍许更尖锐地抨击一下“一些口头上反对共产主义蔓延……尔后又投票反对拨出必要的款项，以防止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产生动乱和共产主义危险的那种人”。他指定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保守的私人企业的代表组成一个小组，审阅他的1963年国际开发署的要求，对此他私下承认，“明知是冒风险的”。这个小组在卢修斯·克莱将军的领导下，建议在外援方面作一些削减，同时又为这个计划作了强有力的辩护。但是帕斯曼一伙不理睬这种辩护，却接受了那些削减，于是作了更大的削减——这下子肯尼迪可真弄巧成拙了。

　　肯尼迪倒没有因立法上的挫败而怨天尤人。在克尔、米尔斯或是德克森反对他的计划取得成功后的第二天，他毫无困难地总能同他们一起工作，正如他的政府里可以容纳那些反对提名他的人那样。他时常以两句政治格言来提醒他的妻子和兄弟，不要对那些反对他和背弃他的人感到怨恨。这两句格言是：“在政治生活中，一个人没有朋友，只有同盟者”和“要宽恕，但决不要忘却”。

　　但由于他得的票数和他的对手相差不大，他不能心存奢望，想去攻击所有的共和党议员或南方议员。他指着一份日益增剧的世界危机的清单对一个来访者说：“我不得不拿国会当靠山，同他们疏远我可经受不起。”肯尼迪在立法上受到的挫败，以及通常随之而来的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百分比的下降，全被看作是政治活动中常有的情况。他说，“个人的生活，以及国家和国际的生活，都是有节奏的，时起时伏……如果在一届非常紧张的国会会期结束之后，我（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仍占百分之七十九，我会感到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1961年10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他将以62：38击败尼克松时，我向他祝贺，他却回答说，在他重新当选之前，得票差距还会起落许多次。他知道，他个人的斗志和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百分比每逢国会冬季休会时期总上升，这绝非巧合。但是政府提出的大批争执激烈的法案要求每届会期比前一届更长些。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坦率地说：“当国会不在市里开会时，我在多方面都轻松了不少。可是……我们不可能全离开市区。”

　　国会领袖告诫总统，他提交国会的法案超过了国会可以接纳的数目——三年里一总提交了1,054件——但是总统要想起引导作用，要想规定议程，要想开始干起来。“他们反正只打算通过我提交的法案的一部分”，当我们在棕榈滩准备总统1963年的计划时，他对我这么说。“如果我在1961—1962年提交的重要法案只有原来数目的一半，那么他们也只会通过实际通过的一半而已。”除非一项法案“完全被阉割掉……弄得貌似成功而实质却荡然无存”，否则他宁可作出妥协，而不愿使法案完全被否定掉——“在我们的某些政治立场上，而不是全盘作出妥协……在争端上，而不是在原则上作出妥协。”

　　例如，他极不愿意从最低限度工资法案中涉及对象很广的条文里把洗衣工人去掉。洗衣工人的困苦境遇是他在竞选运动中常常提到的。但是不去掉这些条文就会全盘取消这个法案，从而使几百万其他工人也得不到保障。

　　例如，他亲自劝说参议员伊斯特兰将一项麻醉品改革法案提交大会并附审查报告，而这项法案中保护消费者的条款比凯弗维尔的麻醉品法案内容更为广泛。这样，他使凯弗维尔和消费者都赢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凯弗维尔自始至终都受到咨询，但这个田纳西人的助手却指责政府没有把他们独特的建议列入法案，而那些建议要是列入的话，显然会使整个法案被搁置起来的。

　　§1962年的国会选举

　　此外，总统并不认为妥协或者挫折都是永久不变的。肯尼迪断言，每一次妥协或挫折都可能成为将来一个比较有利于他的国会中所将提出的一个项目和未来竞选运动中的一个争论的问题。但是在1962年的国会竞选中，他的任务是使国会至少保持象原来那样有利于他的条件。

　　在他自己党内，他并不打算排斥那些投票反对他的政治纲领的人，不过他明确表示了他的意愿：他只为那些支持他的纲领的人展开竞选活动。由于反对总统的民主党人中的多数人，在他们一党把持的选区里既不想要也不需要他的帮助，反过来这就象有些人所说的，对总统来说倒不是一种“排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总统还在预选斗争中给予曾经帮过他忙的人以间接的帮助，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在帮助民主党“守旧派”成员来反对向其挑战的“革新派”。例如，有人设宴表彰布朗克斯的党魁查尔斯·巴克利，宴会上收到了“乔、杰克、博比和特迪”肯尼迪父子弟兄四人联名的一封颂扬电报，这时革新派就大发牢骚。虽然早些时候总统怠慢过纽约的“守旧派”头头，可是通常他对这类标记不太重视。总统注意到，一度驱使他遭到失败的那些守旧派头头，现在全乐于听从他的吩咐了，而革新派一旦当选往往也就成为守旧派。

　　肯尼迪在1962年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同共和党人有关的，这个问题就是他想挡住中期选举的历史趋势。除了1934年以外，中期选举总使在白宫掌权的党失去大约三、四十名众议员席位和数目相仿的参议员席位。1960年，他多得的票数差距十分微弱，所以没有几个观察家认为他有多大办法能使共和党席位的增加仅仅限于他公开承认的那十五到二十个众议员席位。总统助理小阿瑟·施莱辛格在一份很有见解的备忘录中说，罗斯福在1934年根本没有为国会进行竞选活动，这是中期选举常规中的一个例外。而罗斯福在1938年和1942年为国会进行了竞选，结果倒使民主党在两院都失掉了一些席位。这份备忘录说，肯尼迪插手竞选，只会挨骂，因为他是无法控制历史趋势的。为了不致因此失去威望，他应当置身于这场斗争之外。

　　有个杰出的共和党人也建议说，一个总统应该只在非党派活动中露面来体现他代表全国人民。但是肯尼迪却说，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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