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36)_西奥多·索伦森

三六

　　他们俩都始终没有为这项决定感到遗憾。两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公务关系与私人关系。他们在重申文职官员对军人的控制方面互相支持。两人都长时间地埋头苦干。两人都喜欢作出明确的决定，而不喜欢长时间地设法弄得人人满意。在我与肯尼迪相处的十一年中，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对任何别人象对麦克纳马拉那样快地引起了钦佩和尊敬的感情。这种情况使麦克纳马拉一家能够不受肯尼迪的那条成规的限制，即把公务关系与私人交情分别开来。

　　总统公开和私下都一再用热情洋溢的词句称赞他的国防部长。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驳回麦克纳马拉的建议。麦克纳马拉满怀信心地表达出的简明的权威性结论给肯尼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也始终没有使他失去自己的判断力。他也感到，合众国总统在处理同新闻界和同国会的关系方面，要比大汽车公司的经理多知道一些。肯尼迪明白，麦克纳马拉精力旺盛地插手外交事务，往往遭到国务院的怨恨，所以总统对于什么时候要依靠麦克纳马拉、什么时候要抑制住他、什么时候听取国务卿的意见，有一种精明的意识。

　　迪安·腊斯克具有许多品质使他非常适合做肯尼迪的国务卿。许多人曾经预言，肯尼迪将是“他自己的国务卿”——这句话实际上无法应用到下列这些工作上：管理一个庞大的部门和全体外交人员，处理跟一百多个国家的日常关系，以及在几个不同的战线上同时跟盟国和敌对国家进行谈判。肯尼迪指望腊斯克担负起这项工作的大部分责任，他还明确表示，腊斯克——而不是麦克纳马拉、邦迪或是总统在外交事务上征询意见的许多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是他在外交关系方面的主要顾问和代理人。

　　但是有少数总统在别人的政府里本可以成为一个第一流的国务卿，肯尼迪便是其中之一。他表现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兴趣、精力、经验和胆略远远超过了他对所有其他各个部门的表示。象麦克米伦、戴高乐、赫鲁晓夫和当代的大多数政府首脑一样，他认为和平太重要了，不能光交给外交官去处理，他必须亲自掌握外交政策的制定。一个象艾奇逊、杜勒斯或查尔斯·埃文斯·休斯那样惯于维护自身的坚强领导的国务卿，是不会如腊斯克那样地同肯尼迪和睦共事的。另一方面，彬彬有礼、谦和庄重的腊斯克几乎过于随和地听从白宫的倡议和干预。他为人沉着平静、谦恭有礼、小心翼翼，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从不明确表态，而在同国会保持的绝好关系中，他也从不锋芒毕露。他精明而博识，但是从不傲慢自大，他措辞用字冷静而谨慎，总避免同平淡易懂的推理不必要地纠缠不清。肯尼迪认识到腊斯克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一个见多识广的谈判能手和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所以很喜欢他这个措辞简洁、不唱高调的国务卿，尽管他始终没有叫过他“迪安”。反过来，腊斯克对总统也是绝对忠诚，全心全意地为实现总统的目标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他的忠诚是早就得到证明了。在新旧总统交替的过渡时期，我曾一本正经地把我们从一份哥斯达黎加的报纸上剪下来的材料交给他。这是一份在该国的愚人节那天刊登出来的材料，内容是一张假照片和一篇新闻报道，说当选总统肯尼迪“在赴”棕榈滩的途中，曾在圣约瑟停留了一下，答应给予哥斯达黎加一笔数目特别大的外援赠款。腊斯克看了看这份虚假的剪报材料，严肃地点点头说，凡是当选总统承担的任何义务都必须遵守。尽管他随后也表现出来具有一种捉弄人的幽默感，但是当我向他讲明这是个骗局的时候，他显得比较放心而不是感到好笑。

　　腊斯克的优点也就是他的缺点。总统有时也希望他的国务卿——他发现国务卿的意见在表达出来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会更大胆地维护自己的观点，更直率地提出解决办法，更经常地对五角大楼的计划提出富有想象力的代替方案，并且更有力地管理国务院（在国务院他的下属中，有四个并非由腊斯克亲自挑选来的前州长）。腊斯克有时则似乎太急于驳斥人们关于国务院太软弱无力的指责，而去接受国防部的强硬主张，国务院显得软弱无力。肯尼迪感到，总统和国务院往往太不知道国务卿的看法了，而且不论在公众的心目中还是在同国会的交锋中，腊斯克往往也并不象他的大多数同僚那样，跟总统一起分担有争议的决策所激起的批评。国务卿对另外一种批评——针对国务院官僚政治一再表现出来的缺乏创见的批评——倒是几乎过于沉得住气了。

　　洛维特和艾奇逊都曾极力推荐腊斯克。肯尼迪以前从没有会见过他。他把这位前外交官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找了来——腊斯克当时是该基金会的主席，在会上刚会见了基金会的理事狄龙——同他简短而有点笼统地谈了谈腊斯克写的一篇文章“论总统”，第二天便打电话给他说，国务卿一职就是他的了。

　　同有些新闻报道所说的正相反，总统始终没有为挑选腊斯克当国务卿而感到很遗憾。实际上，他对腊斯克面临新闻界的一再猜测，说他会被降职一事所保持的容忍态度感到十分钦佩。肯尼迪既没有把腊斯克降职，也并没有希望在自己开始执政时任用的是他原来考虑过而逐步排除掉的任何一个别人。有人告诫过他说，他不能起用狄龙当国务卿，因为狄龙是个共和党人；不能起用邦迪，因为他还年轻；不能起用布鲁斯，因为他已经是政界元老了；也不能起用富布赖特，因为他在种族问题上持南方人的立场。（在提到过的其他人选中，史蒂文森、鲍尔斯和本奇始终未被认真考虑过，洛维特则拒绝接受这个职位和任何其他职位。）肯尼迪认识到，腊斯克的谦虚谨慎的品质在他这种内阁里是利多弊少的，而且这种品质把公众并不总是知道的许多品德和才干都隐藏起来了。

　　道格拉斯·狄龙成了肯尼迪的财政部长。他曾是艾森豪威尔的副国务卿，如果尼克松当选的话，很可能会被挑选了来当国务卿或财政部长。他的接受这个职务使两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感到恼火，但是却使金融界的许多领袖们感到放心。民主党参议员艾伯特·戈尔反对说，在美国需要推行大胆的经济政策时，狄龙只不过是一个“一团和气的老好人”。（两年以后，狄龙领导着争取推行至少是十五年中最大胆的经济措施的那场斗争——减税——而戈尔却站到了反对的一面。）

　　虽然比起内阁中的任何同僚来，狄龙更有可能抵制或推迟总统所施加的压力，特别是在国际货币事务方面，但是他也善于察出总统的意向。他仍然是一个开明的共和党人，不过他从来不出于党派动机而采取行动，从来不公开跟总统唱反调，而总是忠诚地支持总统的全部政治纲领。他在国内越来越成为一个扩张主义者，在国外则越来越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同时又是肯尼迪家的一个亲密朋友，虽然除了在1956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短暂地会过一面之外，他以前并不认识总统。同他的党的传统政策相反，狄龙支持赤字财政以缓和衰退，而在出现赤字时仍主张减税，他支持堵塞逃税的种种漏洞，扩大对外援助，以及用更大的经济增长来为更高预算提供资金。

　　在我们就职的第一个星期里，狄龙、赫勒和贝尔（我们有些人称之为三驾马车）有一天晚上跟我一起就肯尼迪的第一个预算方案一直工作到深夜。这个方案要求增加财政赤字。第二天早晨，当总统勉强采纳了这个方案时，我说：“总统先生，新闻界将会说，一个大肆挥霍的民主党总统不顾他的共和党人财政部长的反对，坚持要让预算上出现这样规模的赤字，可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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