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28)_虚阁网

二八

　　在这期间，伽利略曾对一些年轻诗人给予鼓励，他们正在为文学的繁荣而努力工作，就像当年伽利略的父亲为了音乐、伽利略为了科学所做的一样。伽利略还详细比较了阿里奥斯托和塔索的诗。伽利略采用文学形式向普通公众宣传他的新科学并不比他运用数学向同行传播新科学逊色。

　　伽利略对语言也有浓厚的兴趣，他在反对神学干涉科学研究自由的论述中就反映出这一点，在《致克里斯蒂娜的信》中，他强调说，具有神的灵感的《圣经》作者采用为普通人喜闻乐见的语言，即使说太阳恒定而地球运动也不会使他们对信仰和拯救问题产生怀疑。在伽利略看来，那些作者预先料到，如果他们咬文嚼字地讲述这些事情，人们就会怀疑他们，因而怀疑他们所论述的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是否正确，让人们知道这些问题正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贝拉明懂得这一点，他告诫伽利略不要使用这样的论证，因为这会激怒那些不明智的神学派对手。

　　伽利略不仅考虑到语义学问题，而且还区别出哪些问题应由科学家做出回答，哪些应由哲学家答复。

　　他给利塞梯复信说：“宇宙是否有一个中心，以及地球是否位于宇宙的中心的问题是整个天文学中最没有价值的问题。有人假设我们的地球与布满星体的天球相比极其微小，地球的位置要么位于每日转动着的天球的中心，要么与天球的中心有一段微小距离，这就足以使最伟大的天文学感到满意了。既无必要固执地去证明这一假设，也不必要证明恒星位于一个以球面为界的区域内，只要知道这些星体距我们非常遥远就足够了。同样，要想确定这个空间的中心——我们既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它的形状，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具有某种形状——在我看来是一项多余而徒劳的工作。相信地球位于一个中心，而又不知道这个中心是否存在于宇宙之中，这确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

　　在伽利略看来，这些就是自然哲学家的传统工作，而人们应由此转向实用科学。直到伽利略时代，科学一直是哲学的婢女，哲学又是神学的婢女。伽利略希望将科学从哲学——已成为阻碍科学应用和进步的历史障碍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他梦想最终建立一种较好的哲学。然而，科学应摆脱一切限制的绝对主义观念并不是伽利略的思想。伽利略认为，科学应被限制在不致与神学发生冲突的范围内，并在科学之外最终创造出一种与科学和神学都相和谐的哲学。

　　要求科学绝对自由的更为激进的观念是后来由那些视宗教为科学的死敌的知识分子系统地提出来的。

　　如果天主教会不曾犯下站在官方立场支持一种科学反对另一种科学的重大错误的话，也许就不会有许多人支持这个观点了。一旦天主教会采取了那种立场，它就会坚持错误并一直企图为其错误辩解。1890年天主教会终于转变了态度，采取了更为接近伽利略在《致克里斯蒂娜的信》中所建议的立场。当该书正在编辑出版的时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承认伽利略《致克里斯蒂娜的信》“系统阐述了具有认识论特征的重要准则，这些准则对于使《圣经》与科学相一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理由认为这不是伽利略写那封信的意图。

　　“重大异端嫌疑”的裁决使伽利略悲痛欲绝。因为这一裁决使他再不能去他心爱的教堂了；因为他知道他心中从未浮现过异端邪念；因为这个判决是宗教体制犯下的第二个错误，人们一直期待着这个体制改正错误；还因为他一生的心血之作被宣告有罪。他之所以没有因此潦倒是因为他认为哥白尼的天文学和他所知道的其他科学观点是千真万确的。他在1641年，也是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年，怀着不希望得到报偿，也不怕进一步受罚的心情，在口述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哥白尼体系的虚假肯定不容怀疑，尤其对我们天主教徒来说更是这样，我们具有神学大师们注释的《圣经》的绝对权威，他们的论证使我们确信地球恒定，而太阳绕地球转动。哥白尼和他的追随者提出的截然不同的种种假设完全被取自全能上帝的最充分的证据一扫而光了。在我们看来似乎只能以一种特殊方式去做的事情，上帝却能用许多方式去做，甚至可以说以无数种方式去做。我们不必妄自尊大地拒绝上帝的帮助而顽固坚持可能是错误的东西。

　　“正像我认为哥白尼的观察和假设不充分一样，我同样断定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的观察和假设更为荒谬，因为他们没有超出人类推理的范围，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他们的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抛弃所有体系就等于说“自然界中没有一件事、哪怕是最小的一件事能被理论家所理解。”伽利略真诚地把科学“作为适合人类研究的推理方法”，任何人都应当这样做，但伽利略提出的这种科学完全不同于那种认为任何问题都能得到完全和最终解决的科学。

　　科学作为一种不断逼近的方法不能被不停地寻求宇宙真理的探索所战胜。人们怎么能够去追求明知是永远不可及的东西，又怎样确信一年比一年更接近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家是用测量理论和实践以及误差理论作出回答的，在人们完全不知道精确测量值的情况下，可以由这些理论判断测量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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