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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19世纪20年代,华兹华斯的保守还表现在他对占统治地位的英国圣公会的越来越强烈地皈依与虔敬。以前他有一种泛神论的观点,认为神灵普遍存在,大自然也有神性,现在这一观念被圣公会正统的上帝观念所取代。

  道德观念也愈来愈狭隘,在基督教的清规戒律与守旧思想中停滞不前。从以前的对劳动人民疾苦的同情与关心转而支持有土地的乡绅。他以恐惧的心理面对各种社会变革,幻想以旧的制度来缓和变革的阵痛。

  更为错误的是,华兹华斯倾向于用镇压手段来制止革命行动,在当时他的社会理想是仍由保守的托利党掌权,由英国国教与乡绅来领导。当1832年革新法案获得通过,保守的托利党下台,唯新的辉格党上台执政时,华兹华斯忧心如焚,有如世纪末日即将来临。

  攀附权贵在实际生活中,华兹华斯家又发生了新的变故。

  1808年华家搬离“鸽舍”,搬进爱伦岸的大房子。

  在这幢房子里,华兹华斯失去了女儿凯洛琳与儿子汤姆。他俩不幸前后染病夭折。1813年,华兹华斯举家搬到当地的豪华区,居住于瑞德山庄,开始跻身于上流社会。经济上仍靠罗德家偿还的债金再作点投资得到一些盈余过日子,并不很宽绰,中年的华兹华斯第一次想到要找一份工作以获取固定的收入,就向郡主求助。郡主正是罗德家族的人。华兹华斯请求替他谋一份有固定收入又可兼顾文学创作的差事。几经周折,1813年他终于获得了他平生第一份工作——西姆蓝市的印花税务员。后来一直在这个位置上,直到老了的时候,出于为不成功的儿子考虑,才将这个位置让给了儿子。1813年后,他一直追随罗德家族,甚至成了罗德家族的心腹。在1818年该郡的大选中,华兹华斯积极替罗德家的竞选活动奔忙,暗中替罗德家拉选票,报告竞选的各种小道消息。伦敦的友人嘲笑华兹华斯卑躬屈膝,心甘情愿地让罗德家使唤。他中年攀附权贵的媚态与年轻时目空一切的洒脱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做人方面,华兹华斯也有极大的变化。过去不问钱财,现在却很看重实际利益。青年时期的华兹华斯热血沸腾,激情澎湃,现在完全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中年男人,老成持重、呆板冷漠。过去他散怀山水、寄情自然,现在一头扎进世俗的社会之中,将做人的义务责任摆在首位。20多年前,他曾不把剑桥的文凭看在眼里,弃考远游,而在20多年后的1816年,他却写信给剑桥的晚辈,劝他一定要留在剑桥。

  中年的华兹华斯对年轻人总是满口责任义务,大谈修身养性,处处不忘说教,督促后人,以致年轻人对他颇为反感,甚至不把他再看作是浪漫派的代表人物。

  名声大振

  诗情的衰退是在中年,转向保守是在中年,然而华兹华斯的成名,他为评论界所赏识、为大众所喜爱也发生在中年。《诗两集》出版7年之后,华兹华斯1814年出版长诗《远游》,1815年,再出一诗集,其中包括《抒情歌谣集》与《诗两集》中的部分诗作,也包括新写的个别诗作。这本诗集第一次按照后来多数诗集都采用的非编年体顺序排列,按人生阶段分类,诸如“献给童年的诗”、“关于老年的诗”。

  这反映了华兹华斯的一个基本宗旨——通过诗歌描写人的生命过程与心灵历程。

  对于这些作品,评论界一如往昔,毫不留情地贬驳得一无是处。

  这是诗人最后的磨难。华兹华斯与多罗茜都经受住了这一考验,因为他们拥有内在的自信。尽管多罗茜有些沮丧,一方面表示对在有生之年亲眼看见哥哥的诗获得成功,不再抱有希望,但另一方面,她又说“我深信他的诗将永存于世。当我们的肉体的关怀被世人遗忘时,他的诗仍会在人间慰藉疾苦,增进快乐!”华兹华斯自感是个一等的天才。天才总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他才得不到大众的理解,因为受到喜爱的往往只是已经习惯了的事物,对新事物,人们存有偏见,难以接受。

  然而,1820年出版的诗集《德温河》,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一面世即大获好评。德温河是华兹华斯童年记忆里家乡的河,华兹华斯将其一生与德温河的情感款款注入笔尖,情深诗美。1820年新版诗集《四卷集》出版,1822年又出《传教叙述诗》。华兹华斯的名望逐步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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